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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国性侵犯受害者期望司法系统改革

加国性侵犯的受害者对目前司法系统极为不满。在遭受性侵犯后,他们的正义得不到伸张,法律权利得不到保护,使性侵犯受害者的司法满意度极低。这一切表明,目前的司法系统不能正常运作,需要改革。David Butt是一名具有25年刑事律师经验的律师。他在《环球邮报》撰文,建议对目前系统进行改革,准许检控官以民事诉讼或者刑事起诉的不同形式处理性侵犯案件。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s experience extreme frustration in the Canadian court system, as they suffer the lowest satisfaction rate among all crime victims. Failing miserably in responding to the crime, the system is dysfunctional and needs overhaul. David Butt, a criminal lawyer with 25 years experience, suggests systematic reforms in the Globe and Mail that allow Crown attorneys to treat sex assault case as either a civil suit or a criminal prosecution.

具有25年从业经验的多伦多刑事律师布特(David Butt),专门代表性侵犯受害者。布特称,《环球邮报》有关司法系统未能满足侵受害者需求的凄凉报道,对他和他的受害当事人来说是家常便饭,但可悲的是,他最主要的服务就是逐渐地让受害人接受法庭通常会带给他们的失望。

布特称,《环球邮报》的报道中有两个关键统计:有90%的性侵受害者没有报案,报案的受害者只有10%,而定罪率只有四分之一。总体来看,败诉率高达97.5%。而与此同时,所有其他罪行的认罪和/或定罪率都远远超过90%,由此人们可以看出性侵受害者的境遇有多糟糕。区区2.5%的客户满意度无疑是无法接受的。

布特指出,数十年来,我们一直试图重新定义性犯罪,消除歧视妇女的程序性规则,并加重相关的刑罚,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因为其中的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就像地基不平导致墙体开裂,光填补裂缝是没有用的,我们只能挖开地基重新加固,或是置之不理。而对于许多性侵案件,我们都选择了置之不理。

导致受害者对刑事司法系统不信任和失望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不敢改变对抗主义,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按照长期和根深蒂固的传统,刑事审判既不是茶会也不是抱抱团。原告的辩护律师对受害者进行激进的对抗性盘问是刑事审判的重要部分,尤其是被告面临严重指控的情况下。但是受害者本来就很害怕在公开的法庭上谈论其最不愿意示人的羞辱经历,交叉盘问只会让其再次重温痛苦。

布特称,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永远不会禁止对受害者进行激进的交叉盘问,或是抛弃排除合理怀疑的高难度证明有罪的标准。因此,系统在结构上无法满足许多性侵受害者的需求。那么我们的选择为何?

多年的经验告诉皮特,对于受害者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往往并不是给犯罪实施者贴上“刑事罪犯”的标签,也不是将其送进监狱。绝大多数受害者都是颇有见地和实事求是的人,他们首先寻求的是证实他们所蒙受的痛苦,此外他们希望获得适当的赔偿,和表明犯罪实施者的行为对他们造成多大的伤害。基于这些目的,能够最好地满足受害者真正需求的做法,往往是民事诉讼,而不是刑事诉讼。

民事诉讼的巨大优势在于没有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只有相对较低的“或然性权衡”证明标准,这意味着只需要证明性侵有51%的发生可能性即可。这也意味着有可信度的受害者可以获得他们应该得到的证实。虽然成功的民事诉讼并不能将嫌犯定罪和送进监狱,但是对于受害者来说,这些后果与让受害者在法庭上证实自身受害和让犯罪实施者为自己的罪行负责相比要小得多,在民事诉讼中这两个目的都可以实现。

虽然目前性侵受害者已经可以起诉犯罪实施者,但我们仍需改革。受害者必须进行私人起诉,这意味着他们要自己聘请律师。这是一个几乎完全的司法障碍:在性侵受害者中有多少人拥有足够的金钱和过剩的精力去提起诉讼?目前每个省都有针对性侵案件的警方调查人员和检控官,他们随时准备为民众提供服务。针对性侵案最常见的处理方法就是让检控官根据情况,最重要的是按照受害者的意愿去决定对每宗性侵案进行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或是同时发起民事和刑事诉讼。其他司法管辖区则是让他们的检察官决定进行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我们应该给受害者提供让警方进行调查,让检控官进行民事诉讼的选择,尤其是在相关的资源已经到位时。

皮特指出,对于危险的性罪犯,刑事起诉和监禁仍然必不可少。但是在其他许多性侵案件中,受害者都会乐于看到检控官提起民事诉讼,因为降低证明标准将会增加受害者证实自己受害的胜算。辩护律师会很快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和他们的当事人商议民事解决方案。如此一来,检控官和办案警员将不再会因为过多工作却很少回报而气馁。随着司法系统最终会提供能够满足受害者需求的服务,受害者的满意度和参与度,以及公众的信心都会随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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