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威胁加国年轻一代

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居民间收入差距的综合指标，虽然一些国家，例如中国的基尼系数一直非常高，但加拿大的贫富差距也在持续扩大。随着顶层收入者所占的社会财富份额越来越高，低收入人士愈发难以维持生计，使他们饱受社会不公。

 While Gini coefficient -- the measurement of income disparity in a country, is extremely high in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Canada has shown a growing incom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s rising shares of income are gathered in the hands of the top income earners, low income people feel increasingly squeezed, leaving them suffer from social inequality.

如果将各个国家的收入情况绘制成一张曲线图，以收入差距作为轴线，对不同世代的收入进行对比，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那些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中，年轻一代更难实现超越父辈的梦想。

目前，加拿大处于发达国家曲线图的中间位置，虽然其与美国等波动剧烈的国家相比，波动幅度更为缓和并且在传统上更容易呈上升趋势，但其却落后于丹麦、挪威和瑞典等国家。

然而随着加拿大在近十年被强大的力量改变，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已经逐渐生根，有些力量是来自很远的地方，而有些就近在身边。全球化、数字革命和公共财政紧缩计划正在重塑经济。报酬丰厚的工厂工作会继续消失，中产阶级的收入则日渐萎缩。许多重要的平衡器，例如养老金、公共医疗和教育，都会因为各级政府面临的财政挑战而受到威胁。这也导致更多的收入、财富和权力落入少数富人手中。

渥太华大学（University of Ottawa）经济学家，加国研究贫困和流动性的权威专家之一克拉克（Miles Corak）称，加国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将帮助他们的前辈，尤其是大量的婴儿潮一代茁壮成长并获得成功的所有美好事物，都保留给子孙后代。

克拉克警告称，现在20到30多岁的年轻人可能会发现自己很难超越他们的父辈，对于他们来说，即便是中产阶级生活也越来越难以捉摸。

渥太华的高科技创业者Sicco Naets就是许多婴儿潮后代的代表，他总是担心自己的加拿大梦无法实现。虽然39岁的Naets和妻子的收入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他们有两个孩子，一辆汽车，少量债务，和一套面积中等的郊区镇屋，但他仍然为他们这一代人似乎远远落后于他们的父辈而感到沮丧和愤怒。随着孩子渐渐长大，Naets梦想能有一套更大的房子，但他担心高昂的房价会导致他背负太多的债务，无法储蓄足够的退休金。

Naets称，虽然和他的父辈相比，他的工作更有前途，受过更良好的教育，可能也位居更高的收入阶层，但他的生活水平却远远低于父辈。

专家指出，在中产阶级的收入停滞了十年后，加拿大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其可以参考一些已经找到创造性的方法，能够在不牺牲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滋养更大的平等性和流动性的国家；或是可以仿效美国、英国和其他一些沿着越来越孤立的社会极端路径前行的国家。

虽然与美国相比，加拿大的不平等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其在几个关键指标上的趋势却与美国方向一致，其中包括流动性衰退，1%极富之人所占的收入份额越来越大，首席执行官（CEO）与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环球邮报》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加国的商界精英，也就是前100强企业首席执行官在2012年的收入，是工人平均工资的122倍，远远高于十年前的84倍。

实际上完全平等是无法实现，也是不受欢迎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将财富和收入按人口进行完全平均的分配。不平等通常是一件好事，能够更有力地激励人们去工作、投资和出人头地。更多的收入也是成功的奖励，那些进行顶尖投资、开创新业务和雇佣更多员工的人士的成功经历，也会鼓舞其他人前行。

但是不平等问题也有一个度的问题。75岁的加拿大前总理马丁（Paul Martin）认为自己属于加国史上最幸运的一代人。他在1960年代的蓬勃发展时期进入职场，而当时他们这个年龄层的先锋不但收入持续上涨，还拥有无限的机会。

但是令马丁苦恼的是，加拿大现在正飘向一个极端和中产阶级中空化的社会，马丁认为，正是这种条件帮助滋生了美国反政府的茶党（Tea Party）运动。

过去十年的重大经济转变，显然令中产阶级喜忧参半。快递全球化和科技的巨大进步不仅抑制了工资增长，也令许多常规工作边缘化。与此同时，其也令生活成本更便宜，压低了包括平板电视、服装和家具在内的大部分家居用品的价格。而便宜的价格意味着人们可以借贷更多去消费。

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崛起的国家，例如中国也推高了对加拿大珍贵的天然资源，例如化肥、石油、金属和油菜籽等产品的需求和价格。长期资源繁荣带来的收益已经令加国各地的财富都出现增长。

但是大萧条（Great Recession）的出现令经济繁荣告终，导致全世界在一段时间内陷入了缓慢的增长模式。对于1%极富之人来说，他们仍然可以无忧无虑。但是许多中等收入者却因为经济增长缓慢，和政府实施紧缩政策而感到沮丧和经济拮据，并担心生活水平下滑。

中产阶级的焦虑，已经引起政客的严重关注，无论他们是什么政治派别，无论是在加拿大还是在其他地方。

根据衡量一个国家居民间收入差距的综合指标——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显示，加拿大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期间，经历了收入差距的最大幅激增。自2000年以来，加国的收入差距开始持平。

但是在过去十年，虽然加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可能并未出现下滑，但其正在渐渐萎缩；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中等收入加人的比例一直稳步下降；与此同时，极高和极低收入加人的比例却有所增长。

但是加拿大并不是富裕国家中唯一一个经历收入不均日益严重的国家。这其中的全球因素很多，包括技术变革、制造业工作转向发展中国家，自雇职业者激增，以及给与高层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绩效奖金激增。这意味着低技能工人的工资下行压力增加，而高技能工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回报。与此同时，一些常规工作也在迅速失去价值。

在1990年代初至2010年，加拿大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只落后于一个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在2010年1%极富人士所占的收入份额为10.6%，较经济衰退前的12%有所下降，但却比1982年的7.1%大幅增加。与此同时，财富的集中程度也持续提升，20%的富人掌握着70%的净资产。

在加拿大会议局（Conference Board of Canada）的不平等程度排名中，加拿大评级为“C”，在17个发达国家中排名第12位。丹麦和挪威的评级最高，美国的评级最低，仅为“D”。

与此同时，1%极富人士的溢出效应完全忽略了许多社区，其中包括原住民和一些新移民群体。

还有大片地区也错过了机会。根据最新公布的一项由加拿大统计局经济学家墨菲（Brian Murphy）和麦克马斯特大学的维尔（Michael Veall）进行的研究显示，在1982至2010年间流入1%极富人士手中的增长的收入份额的一半以上，只去了两个城市——卡尔加里和多伦多，而这两个城市只拥有20%的加拿大纳税人。

据经合组织称，和其他许多富裕国家不同的是，过去20年加拿大的纳税政策在减少不平等方面变得不那么有效。这是由于边际税率降低，低收入者的税惠减少，主要针对高收入人士的储蓄激励机制增加，其中包括注册退休储蓄计划（RRSP），和有利于资本收益超过工资收入的税惠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