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实：收入分配「更患不公」

镜报编者按：被国际学术界称为「中国收入分配先生」的李实研究发现，现在收入差距的变化已经到了一个转折期，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缩小的因素处在相对均衡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政策就显得相当重要。如果加大收入分配政策调整力度，就有可能带来差距缩小的趋势；如果政策不当，就会带来差距扩大。

在收入分配研究领域，中国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李实，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学者。20多年来，他频繁往来於国内外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其间曾任日本一桥大学教授，九次前往英国牛津大学经济系进行合作研究，九赴瑞典哥德堡大学从事研究交流。

作为这个领域研究时间最久、掌握资料最详细的中国学者之一，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进行内地居民收入分配调查的课题研究，并最终搭建起了资料库，为国内外研究中国内地的收入分配、贫困、劳动力流动、就业、教育等问题提供资料支持。哈佛归来的经济学家李稻葵说，李实和岳希明发布的基尼系数，「我认为比较靠谱，因而常常引用」。

鉴于他的卓越成就，国际学术界送给李实一个亲切的称呼：「中国收入分配先生」（Mr.China income distribution）。

太过乐观的八十年代

体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看似简单，却牵涉到内地曾经最敏感的收入分配制度问题。

1985年，李实从北大毕业，来到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时值改革开放初期，有关收入分配的讨论十分激烈，主要是针对平均主义模式的批判。
在市场经济改革的背景下，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平均主义分配有损於效率，对积极劳动者带来了新的不公平。市场经济改革后，个体经济开始兴起，但收入分配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如到处流传着「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手术刀不如剃头刀」的说法。

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这样的指导下，收入差距的扩大被认为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当时内地的学者普遍持乐观的态度，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便可看出一二。刚来到社科院的李实，在老所长赵人伟的影响下，开始了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

当时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发展来看，收入分配必然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李实就预感到，收入分配在未来的中国经济中很重要。但是，贫富差距居然会在短期内扩大如此之快，他并没有想到。

从进入社科院之初，李实便和赵人伟所长一起，开始做中国内地居民收入调查资料库。这个每隔6、7年便更新一次的资料库，因其详实、可靠、细致，仔细记录了居民收入的发展变化，几乎是国内外相关领域学者必需的资料，甚至在国际上成为了一个专有名词--CHIPS（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Survey）。

1988年，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人伟领导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收入调查和研究开始，中国内地居民贫富差距第一次有了清晰的图谱。在1995年和2002年，第二、三轮调查和研究相继进行。从2002年开始，李实接棒赵人伟，正式成为课题组的负责人。
回过头来再看当初的情景，李实感慨：「那时候我们对于平均主义的反驳过于偏激，以至于没有预期到收入差距在短期内会扩大如此之快，当初是有些过于乐观了」；「要患寡，更要患不公。」他认为，一定程度上，恰是因为当初的乐观，错过了最佳的调节收入分配的时机，到了今天再做，为时已有些晚。

城乡收入差距最高

2013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首次披露官方基尼系数：从2003年到2012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在0.47到0.49之间，2008年达到最高的0.491后，开始逐步回落。

这一资料的披露再次引发社会的高度关注。此前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公布的「基尼系数0.61」引发「过高」争议，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又引发「过低」争议。一些论坛甚至直接以「国家首次公布基尼系数，你信么？」作为话题。

李实说，官方资料估计过低是学术界基本的共识，但低估的程度并不如民间猜测的那样大。他估计基尼系数在0.51到0.53左右。但是，李实也坦言，即使基尼系数不是最高，在城乡收入差距方面，中国也是世界最高的，没有一个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像中国这么大。

此外，中国有很多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不具有的特点，如垄断行业的高工资、国企高管的高收入、政府部门利用特权换取利益、官员腐败带来的非法收入等，这些分配不公导致的问题更加严重，使得调节收入分配更具有挑战性。

李实认为，中国的收入差距未来会处于一个高位徘徊的状态，基尼系数大概是0.5左右的水平，它是趋向於继续扩大还是缩小，主要取决於改革的力度和收入分配政策。

对收入分配方案喜忧参半

今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然而，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这一方案，很快引发了一些争议和批评。

李实认为，最大的原因在於，《意见》只是一些原则性的表述，显得空洞，没有切实具体的政策措施，「谁都知道这些原则性的条款，不落实根本没用。」
然而，改革的时间已经非常紧迫。李实的研究发现，现在收入差距的变化已经到了一个转折期，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缩小的因素处在相对均衡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政策就显得相当重要。如果加大收入分配政策调整力度，就有可能带来差距缩小的趋势；如果政策不当，就会带来差距扩大。

尤其对于高收入人群，李实感到缺少非常有效的税收手段。今年3月，李实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发布《遗产税制度及其对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启示》课题中期成果报告，提出推进遗产税改革的时机已成熟，条件也已基本具备，建议将500万元作为遗产税起征点。此前，北京市发改委亦邀请李实做一个相关课题研究，「进度是慢了一点，但希望能真落实，不打折扣，凸显力度」。

李实建议，对于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应该率先解决，比如垄断行业的高福利问题、灰色收入问题、贪污腐败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以及社会保障的差别待遇问题，包括国有企业、公务员与一般民企职工退休金的差别化问题等。这里面既有初次分配，也有再分配，政府应该重点解决收入分配不公，而不是简单地缩小收入差距。

不受官左右也不附庸舆论

「这些备受瞩目的政策，最后到底达到效果没有？谁来评估？政府不去评估，也没有那个人力、资源和耐心去收集资料进行评估。」这恰恰是李实和他的研究团队希望做的事情。

根据李实研究团队的评估，他发现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对于减少贫富差距的作用十分有限。对比之下，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能够使原本0.5的基尼系数下降至0.3，作用显著。中国的财政再分配政策，只能使基尼系数下降5个百分点，可改善提升的空间还有很多。

近期李实的课题组评估了最低工资政策，即各地政府都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力市场、就业失业究竟产生多大影响。他发现，过去的政策基本上是把重点放在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上，政府在这方面能够做的非常有限，因为政府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就会对失业率产生影响。一旦如此，相关的政策就不得不进行调整。

李实说，无论社会多么浮躁，经济问题多么火热，经济学的研究始终是一项科学的事业，需要静得下心来做研究，要能冷静地思考，有自己独立的看法，不受官方左右，也不附庸於舆论，这是一个学者最基本的素质。他认为，真正影响经济决策，有效地改善这个社会，不可能靠几个经济学家的大声疾呼或价值判断，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不担忧学生「就业难」

虽然看似严谨甚至古板，李实却爱和年轻人一起做研究。在接受北京师范大学校报采访时，他说：「我特别喜欢团队里的年轻人，他们有学术上的追求，有国际的眼光，有很强的研究能力，只是需要配套的研究条件和机会。」

采访中，不时有年轻的学生来找李实，顺便谈到今年是年轻人「最难就业季」的看法，李实显得很淡定，「我不担忧。」

2013年内地高校毕业生达到699万，创历史新高，加上2012届未就业的大学生，需就业的大学生总数超过720万。受经济形势影响，用人单位招聘名额下降，「史上最难就业季」由此而生。

李实还是摆出了他的实证研究。他发现，大学生刚毕业第一年的就业率即使很低，毕业第二年他们的就业率也会上升到95%。第一年相当於劳动力市场的磨合期，因为大学生在大学生活了4年，离社会很远，他们对社会的期望与社会对他们的期望是有偏差的。经过了一年的磨合后，他们往往就能找到契合点，所以一年后的资料更能反映大学生的就业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