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朝鲜：这里的现状太残酷 （第三部分）
对许多华裔移民来说,被朝鲜是一个可唤起我们思乡之情的国家。这个友好邻国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从鲜花盛开的村庄和卖花姑娘等著名朝鲜电影中，我们认识了北朝鲜，这个生活水平与我们大致相同，并同样处在共产党专制下的国家。
For many Chinese immigrants, North Korea is a country that reckons nostalgic memories. The lives in this neighbouring country are all too familiar. From the popular North Korean movies – including Blooming Flowers Village and the Flower-selling Girl, we got to know a country that was at a same level of living standards, and was under the same communist regime.
但几个世纪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而被朝鲜却依然是一个专制统治的国家。在少数几名特权人士的统治下，北朝鲜的老百姓过着绝望而贫困的生活。
But centuries later, China has emerged as an economic engine in the world, while North Korea still remains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It is reined by the powerful privileged few, leaving the majority citizens struggling in poverty and despair.
蒙昧的国民
朝鲜的老百姓真的以为他们生活在天堂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他们的收音机没有短波，只能收听到平壤台的广播。电视机的频道是固定的，也仅仅能够接收平壤电视台的节目。电视和电台的主要内容就是歌功颂德。歌颂伟大领袖金日成的丰功伟绩。把一切好的事情都归功于伟大领袖。早在上世纪70年代，担任中央文化艺术部长的金正日就创立了无矛盾冲突的主体艺术，利用各种文艺形式颂扬金日成。80年代，金正日又系统总结了金日成的自立、自主、自卫的主体思想，形成了一整套的理论体系。
再就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他们把遇到的一切困难都归罪于美帝国主义。他们利用这种宣传缓解国内的矛盾，挑起国内人民对美国的愤慨。
朝鲜没有经过政治动乱，自1948年建国，50多年来他们严格控制意识形态，不间断地向他的人民灌输一种思想，使得老百姓对领袖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每个朝鲜人都必须佩带金日成的像章，而且以能够佩带这个像章为荣。带像章也是有等级的，级别越高带的像章越小，越精致。我曾被赠送过一枚金日成的像章和一套中文版金日成回忆录。说是对朝鲜的经济建设做出突出贡献者才能获此殊荣。
我过他们海关之前就把像章带上，海关人员问，你怎么会有我们伟大领袖的像章?我说，是你们国家赠送给我的呀。他们肃然起敬，从此不对我搜身。而对其他人往往就象上飞机进行安检那样严格。后来才知道，那种样式的像章只有他们国家安全部的人佩带。
在朝鲜看电影，如果镜头上出现了金日成的镜头，全场会立即起立鼓掌。和贸易人员如果谈起他们的伟大领袖，你会发现他们眼睛里马上都会闪出泪花。他们说是领袖给了我们一切。他们把金日成称为父亲，金日成的生日为太阳节。你接触任何一个朝鲜人，对慈父领袖的感恩之情都会溢于言表。
1994年7月8日，金日成去世了。2200万朝鲜人好象天塌下来了一样。我们外贸公司向朝鲜的平壤、新义州等地运送了大量的鲜花。一时间丹东的花店和当地种植的鲜花全部售罄。只好从广州空运鲜花。我也随丹东各界到新义州进行吊唁。只见新义州站前广场，金日成的塑像前，鲜花堆积成山，成千上万的朝鲜民众在塑像前跪拜，哭声连成一片。担架队不断地往外抬哭晕过去的人。救护车繁忙地穿梭。这场面大概只有在朝鲜才能看得到。
除了正面的灌输引导还有严酷的法律。朝鲜的任何部门、任何单位都会有国家安全部的派驻人员。我们进行商务谈判，国家安全部的人也会参加旁听。因此我们在谈判时从来不谈论政治问题。朝鲜还实行保甲连坐制度，如果你听到别人说对政府的不满言论不报告，也要受到连坐。据在朝鲜的华侨讲，哪个人如果今天说了对政府不满的话，一夜间这一家人就失踪了。具体被送到了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朝鲜在经济极度困难，老百姓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居然没有人说一个不字，与他们严格地控制舆论和严酷的刑律有关。
个别的人饿的实在不行了，觉得横竖是死，也有铤而走险越境跑到中国的。但朝鲜在中国的耳目也很多，他们一旦知道这个人在中国的某个地方，就会照会中国边防。中国边防根据两国之间的协定，只能把越境的朝鲜人送回去。在朝鲜，越境出逃就是叛国罪，要处以死刑。来接人的警察不用手铐。过来后就用8号铁丝从逃跑者的手心穿过去，把手绑在一起押回去。回去后，要把叛逃者的亲属和邻居都召集在一起，让他们亲眼看着把这个人绞死或者枪毙。
在丹东有个中朝合资兴办的酒店。酒店所有的女服务员都是从朝鲜派来的漂亮姑娘。他们在朝鲜都受过大学教育，人人会说中文，各个能歌善舞。既温文而雅又活泼可爱。面对这群宛如天仙的朝鲜姑娘，不知道多少大款垂涎欲滴，想各种办法要把她们弄到手，可没有一个得逞的。那些朝鲜姑娘给多少钱你也领不走。原因是她们都是忠于国家忠于领袖的坚定分子才派出国。另外，如果她们有了不轨的行为就会受到严惩，如果她们叛逃了，她们留在国内的全家人都会遭殃。
即使朝鲜的外交人员，夫妻都在国外，孩子也要留在国内，叛逃了留在国内的人质就遭殃了。
在朝鲜，能派出国的都是国家非常信任的人。出国回去后，要经过长达一个月的集中洗脑。他们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只能烂到肚子里。
我曾经接待过一个平壤国家级商社的朴科长，这个人很年轻，30岁出头，他第一次出国。入境后我请他吃饭。一顿饭没吃完，就开始腹泻了，连续上厕所。原因是他平时吃的都是咸菜，肚子里没一点油水，冷丁吃了这么多油腻的东西，胃肠接受不了。等住到一个星期，气色就变过来了，脸也红润有光泽了。
我给了他5000元人民币，让翻译带他到商店选购自己需要的东西。翻译回来和我说：那朴科长到商店一看就傻眼了，中国怎么这么多东西呀?他感慨地说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决不会相信中国现在物质这么丰富。因为他们平时听到的对中国的宣传根本不是这个样子。他看见我们的居民都把自行车放在楼下，晚上也不搬到屋里去。就问：晚上自行车也不往回拿，不怕丢吗?我的翻译说：我们这里现在谁偷自行车呀，都偷汽车。朴科长哦了一声说，大概这就是共产主义吧。
我的公司就在鸭绿江边上，星期天这个朴科长坐在江边的台阶上，望着对岸他们自己的国家发呆，足足坐了一个上午。我问他在想什么，他说：我在想，我们国家为什么这么穷呢?我笑着说;这个问题只能让你们的最高司令官金正日同志来回答。
为什么贫穷是呀，朝鲜为什么这么贫穷呢?我有时候也在想这个问题。造成朝鲜经济严重困难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我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朝鲜问题的专家，这个问题应该是由他们去研究。我只能直观看到一两个侧面。
首先，朝鲜多年以来是靠中国援助才得以生存的国家。中国志愿军1958年撤出朝鲜以后，朝鲜军队的装备仍然是中国无偿供给的。在丹东有一个部队的武器交接所。他们把朝鲜部队需要的武器运过去，把使用坏了的拿回来，修理好以后再返回去。
在经济上中国在80年代以前每年也向朝鲜提供相当数量的无偿援助。输油管道都直接通到朝鲜，打开阀门石油就流了过去。在鸭绿江上我国修的水电站，都无偿的把一半的发电量给朝鲜使用。他们把朝鲜无烟煤高价给我们，我们国家拿出高额补贴，低价卖给老百姓。因此，在60-70年代，朝鲜的经济相对比较稳定，人民的生活甚至好于中国。那时侯开始就实行了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在我们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好多朝鲜族人都跑回到朝鲜去了，因为当时那里比我们这里生活的好。
80年代以后，我们国家停止了对朝鲜的无偿援助，包括军费开支。朝鲜2200万人口，正规军就有108万人，据说加上其他武装力量能达到200万。这样庞大的军队每年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军费开支在国民经济总收入中占很大的比例。因此，中国停止援助以后，朝鲜就象一个断了奶的孩子瘫痪了。
朝鲜的穷兵黩武是出了名的。朝鲜人士兵很有战斗力。他们不怕打仗，而且随时可以为领袖牺牲。我和朝鲜驻北京大使馆的一个三秘是朋友。他每次回国路过丹东都和我联系。他汉语流利，因不用翻译，话题就广泛一些。他说朝鲜的潜艇经常到韩国水域侦察，如果一旦被对方发现，就可能遭到深水炸弹的袭击。潜艇受创以后，如果浮出水面，就可能被俘。在这种情况下，全艇的士兵就会选择集体自杀而决不当俘虏。
韩国人在心理上也十分惧怕朝鲜人。我曾接待了一个韩国的客户。他的祖籍就在北朝鲜。他来丹东后，站在鸭绿江边，十分感慨。说我活了50多岁了才第一次看见家乡的土地。我看他这个样子就说，那我带你坐游江船吧，可以更近距离的看看你的故乡。他连忙后退摆手连声说：不，不，不。我很奇怪他为什么不敢坐游江船。我说没关系，可以穿上救生衣，很安全的。他解释说：不是怕掉进水里去，我是怕离他们的岸边太近了，被朝鲜特务给抓去。他说，朝鲜小学生做算术题都是：一个手榴弹加一个手榴弹等于两个手榴弹。这说明韩国当局平时把北朝鲜宣传的挺恐怖，加重了韩国人的惧怕心理。另外韩国人害怕打仗，因为他们生活比较富裕，希望安定，而北朝鲜人反正什么都没有，打仗说不定还能好一点，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经济滞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体制问题。朝鲜是高度的公有化国家。计划经济一统到底。这种吃大锅饭的弊端我们都十分清楚，不用赘述。按说金日成在世的时候，也在努力抓经济建设。早在1956年，金日成就提出以跨上千里马的气势奔腾，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在执行下一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中发挥出革命的热忱，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掀起新的高潮。这就是著名的千里马运动。据有关资料说，金日成在执政期间，从1948年到1994年共视察了20600个单位，用了8650天到基层。相当于23年的时间。行程57万多公里。就是临死的几天前他还到农村视察。《金日成猝死》一文有这样一段文字：
近几年来，朝鲜的农业形势一直不好，据说有的地方饿死了人，可各级领导不敢上报。现在正当夏收季节，虚报产量之风又可能刮起来，金日成实在信不过，这样的大问题他必须事必躬亲。
金日成亲自下到田间检查作物生产情况，放眼望去，只见遍地杂草，庄稼长得稀稀落落。金日成的眉头紧紧皱了起来。刚才在道委员会听取汇报时，他得知此地没有完成粮食收购计划，他已经发了一通脾气，如今亲眼看到这副景象，反倒默不作声了。
离开农田，他又到村中访问，一家农舍的主人连声说托金主席的福，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了。但金日成环顾四周，又看见一些破破烂烂的家当，大人小孩都是面黄肌瘦的模样，心头不禁一阵酸楚，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当年参加革命时，农村的生活也不过如此，革命了这么多年，没想到农村还是这么穷，这是为什么?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让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过好日子，看来都是我没有领导好，我对不起你们!”
说到这里，金日成不由得落下泪来。领袖一动感情，陪同他视察的官员，警卫人员以及村中的百姓也受到了感染，全都掉下了眼泪。道委书记见状，急忙跪倒在地请求处分，金日成将他扶起来，安慰道：“责任在我，在中央，不在你们。”
我无从考证这段记载的真实性。但由于吃大锅饭，农民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这是事实。农民养猪可以，但不能自己宰，要交给国家。这样农民就没有养猪的积极性了。在插秧的季节，我们会看到城市里的工人，人民军战士都到农村去支援农业。这种情况和我们以前是一样的。再加上那三年的旱涝灾害，生产资料短缺，造成基本上颗粒无收。基层干部虚报产量，仅有的一点粮食都上缴了，人民肯定就要饿肚皮。这些在我们国家也都曾发生过。
从历史的角度看，金日成执政后朝鲜人民的生活和旧社会相比显然是有进步的。可高度公有制带来的一系列弊病，以及官员的腐败等等人祸，再加上天灾，造
金正日掌权以后，曾先后三次到中国访问，学习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2002年朝鲜取消了供给制，大幅度提高了工人工资，从平均工资110元提高到2000元。同时开放物价，取消粮食等生活用品的国家补贴。初露了改革的端倪。工厂实行独立核算制，合作农场实行分组核算制。在开城建立了工业园区，吸引韩国客商投资。在新义州拟建立特区，任命荷兰籍华人杨斌为特首，后来因杨斌被中国警方逮捕，新义州建特区计划搁浅。现在朝鲜的经济比前几年有了好转，老百姓基本上可以吃饱饭了。市场经济开始露头，单位团体也可以从事一些商业活动。但总体上看，朝鲜改革的步伐还不是很大，成效也不是很显著。
赚钱不容易
初次踏上朝鲜的国土，是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和朝鲜朋友打交道的。因为我是军人的后代。我的父辈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流过血，负过伤。他们经常会提起在朝鲜战争期间和朝鲜人民形成的那种用鲜血凝成的友谊。这些东西从我小的时候就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我，使我从骨子里就把朝鲜人看做是我们的朋友和兄弟的关系。因此，同朝鲜人做生意在感情上与同日本人做生意是不一样的，因为朝鲜人是我们的朋友。因此和朝鲜朋友做生意讲信誉讲信用是我的基本信条。
与我们打交道的朝鲜商社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家级的大商社，这些商社出来洽谈贸易的人员一般都有很高的政治素养和业务水平。各个训练有素，很多人会讲汉语和英语。精通外贸业务，对中国的情况也非常熟悉。这些人应该是他们国家的精英。另外一部分是一些行业以及地方成立的商社，这些商社是朝鲜经济不景气以后，中央批准成立的。这里面出来的人的素质就良莠不齐了。
在贸易形式上，90年代初主要是易货贸易。当时朝鲜能出口的大多是资源。比如矿产品和有色金属以及水产品等等。他们通常是把商品运到口岸，我们过去看货后，谈好相互的价格，然后交换商品。
朝鲜人对我们国家的物价了如指掌。我国对朝鲜人入境后的管理比较松，他们过了中国海关以后哪都可以去，不受限制。因此他们有大量的人在中国搞经济情报。对我们各种商品的出厂价、批发价、零售价都摸的一清二楚。这些情报汇总到他们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然后制定出他们国家进口中国商品的统一计划价格。出口商品的价格政府也规定的很死，谁也没权更改。各商社必须执行。他们进口的计划价格往往就是我们产品的出厂价，已经把我们中间商的利润挤的一点都没有了。因此在价格上很难赚到朝鲜人的便宜。
可做生意就要赚钱，不能做赔本的生意呀。易货贸易赚钱的诀窍是从数量上找。比如我们进他们的废钢材。汽车过去的时候就把香烟食品带足。先和商社的人员达成默契，再和现场所有的工人都搞好关系。给他们饭吃，供他们烟抽。在每台车检斤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多给一些。货物运回去以后，也要靠同样的方法，海关、商检层层打点。少算点重量，少收点费。这样下来等到货物出手，能有少许利润也就不错了。赚钱不容易呀。
尽管如此，咱不胡弄人，以诚相待。给人家发商品既保证时间又保质保量，再加上人事关系搞的好，做生意不黑，有钱大家赚，出手大方。认可自己少赚点，多给对方让利，多给一点回扣。方方面面的人都不亏待。交的朋友多了，接触的商社也逐渐增多，贸易量不断增加，开始做一些额度大一点的现汇贸易。
边境贸易属于民间贸易，并不是国家政府之间的贸易。我们国家不接受朝鲜银行的信用证。我们和朝鲜商社只能易货或现汇贸易来进行。朝鲜没参加国际仲裁组织，也没参加世贸组织，如果双方发生了贸易纠纷，没有仲裁机构来受理这些案件。只能双方交涉。zgzf也没有相应的机构来保护边贸企业的经济利益。这就构成了中朝之间边境贸易的风险性。
在中朝开展边境贸易的初期，中国的公司就有落马的了。92年2月16日是金正日的生日，朝鲜的一家商社按朝鲜每户居民一台的数量和丹东的一家公司定购了价值上亿元人民币的石英钟。T/T付款(既货到付款)。在银行的支持下，货物按期发出了，可货款却迟迟不支付。从此这家公司就走上了漫长的讨债之路。几年下来，朝鲜各商社欠中国公司的货款就高达几亿美圆。
我是个小公司，扛不起欠款，因此从做朝鲜生意开始就战战兢兢谨小慎微，生怕一不小心掉进陷阱。认可少赚钱也要一把一搂，做一单清一单。每每还庆幸一下自己，向同行炫耀一下，我的公司一没有银行贷款，二没有朝鲜欠款，诸葛一生惟谨慎呀。
93年，我认识了朝鲜国家安全部所属商社的姜社长。此人36岁，中校军衔。他不是专业的外贸人员，做生意也象个军人，和他谈判没有其他商社的那些繁文缛节。做事情干练痛快，说了就做。有时候连合同都不签，有什么货你拉去就是了，卖了钱再回货。我也是诚心诚意地和他做，彼此合作的很愉快。后来我邀请他到丹东访问，高规格接待，回国时我送了他价值5万多人民币的礼品，拉了一卡车，家用电器，吃的用的一应俱全。临行前，他握着我的手说，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你就是我亲哥哥的一样。
我这个朝鲜弟弟在新义州确实是个有能量的人，因为他在国家安全部的特殊身份，使得一般的朝鲜人都很怕他。有个华侨告诉我，姜在我们这里是个他想让谁死就能让谁死的人物。朝鲜老百姓遇到他都低着头不敢看他。
他手里并没有货，看到别的商社的货他就把货要过去发给我，那些商社不敢不给。等回货的时候他再给那商社一部分，他自己赚一部分。曾经一度朝鲜允许出口桑蚕茧，姜给我发了大量蚕茧。丹东只有少数几家公司能进来蚕茧，江浙一带的丝绸原料供应商蜂拥而至，主动要求把钱先存到我的帐面上，弄的我公司门庭若市。
他还给我发了大量的废钢。每次都是主动先给我发货。钢材每次一个整列。货到后，我把货物卖出去，再根据他提供的清单把他需要的货物运回去。既不需要我的本钱，还有可观的利润。他还帮我做了一些协调工作，因此和其他商社的生意做的也很顺利。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生意蒸蒸日上，进出口贸易额跃居本地前三名，受到市政府的嘉奖。
古人云：福兮，祸之所伏。在一片兴旺发达的形势下，危机已经悄悄地向我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