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恐惧令贫家子女难圆大学梦

对于低收入美国人来说，改进经济地位的最强大工具就是四年制大学学位。但是与富家子弟相比，贫困学生面对更多的挑战，其中不仅包括经济和学术障碍，还涉及负面心理情绪。缺乏归属感和对自身能力的疑虑往往会成为阻碍他们成功的巨大障碍。但是，有许多学生并没有让早期疑虑发展为危害性的恐惧，而是在各方的帮助和支持下重建更深层次的自信。

The most powerful instrument of economic mobility for low-income Americans is a four-year college degree. But low income university students face more challenges than their affluent peers –not only financial and academic but also psychological. Lack of a sense of belonging and doubt about their ability presents big hurdles for them to succeed. However, instead of allowing early doubts to grow into crippling fear, many students, with the help and support, found their way back into a deeper kind of confidence.

从能够记事的时候起，凡妮莎·布鲁尔(Vanessa Brewer)就抱定了上大学的决心。独立、睿智、前途无量的女大学生形象对她极富吸引力。但上大学的意义不止于此；它还是一个改写18年前脱轨的家庭故事大结局的机会。那一年凡妮莎的妈妈在阿肯色州一个小镇读高三，成绩出色，可她怀上了凡妮莎。

母亲的境遇比大多数少女妈妈好一些。她嫁给了高中时的男友，凡妮莎 9岁那年，一家人搬到了达拉斯的工薪阶层郊区梅斯基特，她在那里的一家抵押贷款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父母在凡妮莎12岁那年离异，家里总是缺钱花，但在凡妮莎和弟弟的成长过程中，父母不断鼓励他们，让他们相信自己能够依靠奋斗成就一番事业。像母亲一样，凡妮莎的学习成绩非常好。随着凡妮莎一天天长大，她的父母和祖父母时常对她说，她一定会取得她的妈妈当年错失的成就：一个四年制大学学位。

达拉斯市内和周围地区有很多不错的高校，凡妮莎完全可以从中选择一所。不过，早在上初中时，她就下定决心要上德州最负盛名的公立大学——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上高中时，她已经做好了求学规划：首先，她将在德州大学完成高级护理课程，然后攻读一个麻醉学硕士学位，然后搬回达拉斯，在医院找一份好工作，帮助她的父母过上好日子，并组建她自己的家庭。在她的想象中，这项规划仿佛是一份梦想清单。2013年3月份，当她收到德州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那感觉就像是在第一个梦想上打了勾。

5个月后，凡妮莎的父母把她送到奥斯丁分校的宿舍。她有点紧张，诺大的校园让她多少有点胆怯，但她也充满了信心，因为她终于跨进这所让她魂牵梦绕的大学。不少人曾警告她，德州大学的日子很难熬。“但我想：哦，我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凡妮莎告诉我。“我很聪明，没事的。”

不过，新学年开始一个月后，凡妮莎就栽了个跟头。她没能通过第一次统计学测验，而这恰恰是入读护理课程的先决条件。她惊讶地发现，失败的感觉太糟糕了。这是一种她几乎从未经历过的体验。在麦斯奎特中学(Mesquite High)，她总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在数学考试中获得高分。（凡妮莎中学毕业那年的平均绩点[GPA]是3.50，在559名毕业班学生中位列第39名。她的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成绩为22分，相当于SAT[学业能力倾向测验]的1030分——不算特别优异，但高于平均水平。）

凡妮莎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想寻求一些安慰。妈妈一向非常支持凡妮莎，但这一次，她听上去似乎怀疑凡妮莎是否真的具备在德州大学这种名校获得成功的资质。“也许你原本就不适合上这所大学，”她说，“也许我们当初应该先送你去上个大专。”

“她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都死了，”凡妮莎告诉我，“我不想离开，但又觉得现实可能就是这样。毕竟，妈妈的判断通常都是正确的。我开始质疑一切：我应该到这里来吗？我是否足够优秀？”

在德州大学，像凡妮莎这种来自低收入家庭、成绩优异、迫切想获得一个四年制学位，但在求学过程中陷入困境的学生还有数千人。在全美各大学，类似的学生更是多达数百万。许多人甚至还没有踏入大学校门就退缩了，要么是被各种复杂的助学金申请表格搞得头昏脑涨，要么是受到巨大家庭责任的拖累。一些学生不知道如何选择合适的高校，结果稀里糊涂地进了一所辍学的学生多于毕业生的平庸院校。许多学生被各种费用压得喘不过气来，或者背负了太多贷款。还有一些学生做了凡妮莎差点就要做的事情：进入一所好大学，碰到一个算不了什么的轻微障碍后，就被吓坏了。这些学生要么不想寻求帮助，要么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随后，情况急转直下，在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他们就已经回家了，充满忿恨，情绪低落，还背上了债务。

有关大学毕业率的全美统计数据清楚地显现出两大趋势。其一是，大批学生步入大学校门，注册上课，但从未获得学位。在四年制大学，有超过40%的美国学生在6年后仍未获得学位。如果把社区大学学生包括在内，辍学率高达一半以上，比世界上除匈牙利之外的其他所有国家都要糟。

第二大趋势是，如今一个大学生能否顺利毕业，似乎完全取决于一个因素——他或她的父母赚多少钱。更直白的说法是：富家子弟能够毕业，而穷人和工薪阶层的孩子无法毕业。从统计数据来看，在家庭收入落在收入分布下半部分的大学新生中，大约有四分之一可以在24岁时获得学士学位。而在家庭收入位居收入分布最高四分之一的大学新生中，近90%将顺利完成学位课程。

乍一看这些差距，你可能会认为它们主要跟能力有关：富家子弟的 SAT成绩更出色，所以他们在大学的表现当然更好。但能力仅仅是这道鸿沟背后一个相对次要的因素。如果你比较一下那些标准化考试成绩相同，但家庭背景不同的大学生，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教育结果反映了其父母的收入，而不是他们自身的考试成绩。就以凡妮莎这种标准化考试成绩还算不错的学生（在满分为1600分的SAT考试中，获得1000到1200分）为例。如果这些学生来自收入分布最高四分之一的家庭，他们获得四年制大学学位的几率为三分之二。而如果他们来自收入分布最低四分之一的家庭，其顺利毕业的几率仅为六分之一。

对于凡妮莎来说，好消息是，她进入了一所非常难进的大学，由此提升了顺利毕业的几率。许多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低就”，即他们不上，甚至不申请愿意录取他们的最难进的大学。一个似乎有点违反直觉的事实是，你选择的大学越难进，你顺利毕业的可能性反而越高。不过，即使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州大学学生当中，父母收入和教育程度也是决定一位学生能否顺利毕业的巨大因素。德州大学 2012年发表的一份内部报告显示，只有39%的第一代大学生（即父母没上过大学的学生）在4年后顺利毕业，而父母都是大学毕业生的学生毕业率达到 60%。所以说，凡妮莎似乎陷入了某种悖论。从她的学业成绩看，她拥有在一所名校获得成功所需的所有能力；而从人口结构统计数据看，她面临严重的失败风险。

但为什么呢？究竟是什么障碍挡住她的求学道路？今年，德州大学首次尝试以一种认真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该校管理者正在迎头解决凡妮莎这类学生面临的问题。这种努力基于一个新颖且有争议性的前提：如果你想帮助低收入学生获得成功，仅仅应对他们的学术和经济障碍是不够的。你还需要解决他们的疑虑、误解和恐惧。要想解决大学毕业率问题，你首先得进入一位大学生的内心世界。

Anthony P. Carnevale and Jeff Strohl/‘‘Rewarding Strivers.’’

德州大学把帮助这些学生获得成功的重任，交给了56岁的化学教授戴维·劳德(David Laude)。劳德是一位人人称颂的优秀教授：他引用音乐人特伦特·雷泽诺(Trent Reznor)和伦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的歌词来讲解热力学第二定律，偶尔还会把学生叫到教室前点燃充满氢气的气球，形成巨大的火球。但当年上大学时，他可是一位差生。刚步入位于田纳西州塞沃尼市的南方大学(University of the South)时，劳德深感惶惑，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作为加利福尼亚州莫德斯托市一个意大利裔工薪家庭的孩子，他无法适应这所沉浸于南方传统的大学——该校学生热衷于加入各种秘密社团，还喜欢身穿学院袍去上课。“那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冲击，”劳德告诉我，“我完全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适应那里的社交生活。我也极其不擅长学习，似乎什么都应对不了。”大一那年，他差不多都是在辍学边缘度过的。

但他没有退学。他适应了大学生活，渐渐掌握了化学的要领，最终在这两方面都得心应手。20年后，他作为德州大学终身教授，执教当年他在塞沃尼读大一时得了C的入门课程《化学301》。或许是由于亲身经历过岌岌可危的大学生活，劳德特别关注班上学生的表现。年复一年，他注意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化学301》课程的成绩分布并不遵循你可能预期的漂亮的钟形曲线；相反，它们呈现为他所称的“双峰分布”。在每个500名学生的班级中，往往有大约400名学生的成绩相当出色，聚集在A和高B区间。他们开窍了。另外大约100名学生形成第二个集群，他们的成绩很差——D和F。他们没有开窍。

在许多教授看来，这种规律只不过反映了高等教育的自然筛选过程。这种态度在理科领域特别常见——在这类学科，要求苛刻的入门课程传统上被视为一种淘汰差生的手段。但劳德不这样认为。他承认，有些成绩不及格的学生的确不具备学化学的资质，但他觉得许多所谓的差生其实很聪明，只不过感到困惑，有点害怕，就像当年的他那样。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深陷困境的学生，劳德开始从教务办公室调阅他们的档案，很快就发现了一个规律：跟不上学业的学生多数来自低收入家庭。其中许多学生符合特定的民族、种族和地理特征：德州西部农村地区的白人，里奥格兰德河谷的拉丁裔，或者是达拉斯或休斯顿的非洲裔。几乎所有人的SAT成绩都不高，至少按德州大学的标准偏低，往往不到1000分（满分为1600）。

德州大学对待跟不上学业的学生的默认策略是，让他们上辅导课——微积分预备课，而不是微积分；英语专业的化学课，而不是理科专业的化学课。“我觉得，再也想像不出比这种方式更糟糕的对策了，”劳德说。“这就像是在对学生说，‘嘿，你根本就不属于这里。’数据清楚表明，这些被安排学习微积分预备课或非专业化学课的学生，都没能在大学里留下来继续学业。这也难怪。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挡在门外。”

1999年的秋季学期开学伊始，劳德仔细梳理他执教的大一化学课的新生档案，找出大约50名学生，他们至少具有两项在过去没有通过这门课的学生中常见的“逆境指标”：低SAT成绩、低收入家庭、父母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他邀请所有这些学生申请参加一个新课程，后来还给它取了一个听上去像模像样的名称：德州跨学科计划(TIP)。TIP学生将组成一个《化学301》小班，由劳德执教。不过，劳德并没有降低课程难度，而是坚持要求他们掌握跟大班学生一样的具有挑战性的内容。事实上，他在日程表上安排自己连续教两个班。“我先给500个学生的大班上课，然后走到楼上，给这个50名学生的小班授课，”劳德解释说。“相同的内容，相同的讲课方式，相同的测验，但大、小班学生的平均 SAT成绩存在200分的差距。”

劳德相信小班授课能够取得积极的效果，但他意识到，仅仅靠小班授课还无法填补SAT成绩的200分差距。“我们并没有天真地认为，他们只要来这个班上课，就会获得A分的好成绩——除非我们向他们提供大量支持，使他们有可能获得成功，”他说。因此，除了授课之外，劳德还采取了多项辅助策略：他为TIP学生提供每周两小时的额外辅导；他给这些学生安排了指导老师，由其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一旦他们遇到麻烦或成绩落后就及时干预；他还找来一些高年级学生充当TIP学生的同辈导师，为他们提供一对一指导。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课外，劳德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向TIP学生传递一种全新的身份认同：他们并非需要帮助的差生，而是一个高成就学者社区的一员。

TIP计划的效果之好，就连劳德也深感惊讶。“当我开始给他们测验的时候，他们取得了与大班相同的成绩，”他说。“这门课结束后，这群SAT成绩低200分的学生得到了跟大班学生完全等同的分数。”这项计划的影响并不限于《化学301》。大二学年来临时，这群从统计数字看退学率较高的学生重返校园的比例高于全校平均水平；三年后，他们的毕业率也高于德州大学平均水平。

戴维·耶格尔（右上）在德州大学给研究生进行“观念模式”干预。

Bill McCullough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两年前，劳德晋升至他目前的职位：招生及毕业管理事务高级副教务长。他现在的正式职责是，将德州大学的四年制本科毕业率从目前的52%提升至70%——接近位于安阿伯、教堂山和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等地的州立院校同行的水平，并且要争取最迟在2017年实现这一飞跃。要做到这一点，劳德判定，最好还是借鉴15年前TIP计划的原则和做法，将其推广到整个奥斯丁校园。

德州大学管理者不得不面对一个使情况复杂化的因素（其实，这也是该校成为一个如此有意思的案例研究对象的原因之一），即该校拥有一套独特的招生政策，这是围绕平权行动展开的多年法律和立法角力的一项遗产。1996年，在第五巡回法庭裁定德州大学基于种族的招生政策违反宪法之后，德州议会推出另一项旨在维持多元化校园的策略：前10%法则，即在德州任何高中毕业班排名位于前10%的学生，将被他们在德州大学体系中选择的院校自动录取。（随着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在过去十年越来越受欢迎，自动录取标准已经收紧；德州高三学生的成绩现在必须进入所在毕业班的前7%，才能够被自动录取。凡妮莎·布鲁尔就是其中一位自动录取生，这些学生现在占到每个新生班大约四分之三的比重。）

在达拉斯富裕郊区的高中，排名前7%的学生看上去跟任何地方随后进入名校的学生非常相似。他们大多出身富裕家庭，大多是白人，大多数人获得了很高的SAT分数。德州大学与其他名校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所大学还录取布朗斯维尔和休斯敦第三区等地高中排名前7%的学生，这些学生来自非常不同的人口群体，其SAT平均分也低得多。

从德州大学的视角看，好消息是这些孩子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尽管他们的考试成绩差强人意。即使他们就读的高中在办学资金和学业要求方面不如德州其他地区的高中，但他们依然领悟了如何学习、如何研究、如何克服逆境。执教《化学301》的经验使劳德确信，这些学生能够成功，甚至有望成为德州大学的优等生。但是摆在他面前的全校数据清楚地显示，这些学生往往跟不上学业。

“来这所大学求学的总有一些是富家子弟，另一些是需要帮助的孩子，”劳德说。“总会出现的情形是，需要帮助的孩子们得不到富裕孩子们被给予的大量学业准备，以及形成身份认同的机会。问题是，在这些学生进入大学的第一年，我们能不能做些什么事情来帮助他们加速提高，从而能够与那些得天独厚的富裕学生展开竞争？”

但在他弄清楚如何帮助这些弱势学生之前，劳德首先得找出他们是谁。对于一门化学课，这项任务相对简单，但鉴于每年有超过7000名新生进入校园，找出最脆弱的个体是一大挑战。劳德求助于教导处新组建的一个名为“院校研究”的数据团队。就像每一所大型综合大学一样，德州大学早就拥有一支专门编撰统计数据，并按照政府要求发表报告的研究团队。但院校研究团队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使该校具备了一个内特·希尔（Nate Silver，著名统计学家）时代的数据部门。这群年轻的统计学家和程序员致力于预测分析，从数十年的海量学生数据中寻找规律，并据此指引学校管理者的各种决策——从教师队伍的职业路径，到给予学生的经济资助。

劳德想要一种能够帮助他预测一位新生四年后有多大几率毕业的工具。院校研究团队对近年数万名德州大学学生的表现进行了分析，然后根据分析结果设计了一种他们称为“仪表板”(Dashboard)的工具。这种采用电子表格形式的算法考虑14个变量，从一位新生的家庭收入，到他或她的SAT成绩，班级名次，再到其父母的教育背景，随后立即给出一个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二位的概率，显示他或她在四年后有多大几率顺利毕业。

2013年春天，劳德和他的同事开始使用“仪表板”分析7200名刚刚被录取到2017届班级的高三学生。输入这些学生的数据后，“仪表板”随即显示，大约1200名学生（其中就包括凡妮莎·布鲁尔）按时毕业的几率不到 40%。他们就是劳德决定锁定的帮助对象。劳德给他们每人安排了一项或多项新创建或扩充的干预措施，这个项目的核心是一组“学生成功方案”。尽管每套方案在一定程度上针对德州大学的不同院系（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等）量身定制，但它们都遵循劳德15年前开创的TIP计划的基本模式：小班教学、同辈指导、额外辅导帮助、密切接触的指导老师，以及社区构建活动。

不过，劳德推出的强度最大、也最具创新的干预手段是大学领导力网络（University Leadership Network，简称ULN），这个全新的奖学金项目旨在开发学生的领导技能，而不是学业技能。入选ULN网络的新生既必须在“仪表板”上低于40%的门槛，还得具有经济援助办公室所称的“未获满足的经济需要”。在实践中，这意味着ULN学生几乎全部来自收入低于全国中位数的家庭。（当一位新生的家庭收入处于那个层级时，“仪表板”显示的按时毕业几率进一步下降；对于ULN学生来说，劳德估计，这个几率更有可能是20%，而不是40%。）500名入选 ULN的新生必须从事社区服务，参与小组讨论，每周参加时间管理和团队建设等主题的讲座。这些讲座带有一种成年人的，非常正式的气氛；学生们必须身着商务装。在随后几年，ULN学生将从事校园实习工作，出任导师、学生宿舍顾问或学生会干部等领导岗位。这一切的回报是，他们每年获得一笔5000美元的奖学金，按月支付。

这些“学生成功方案” 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或许是，选择标准永远不会透露给学生。“从数字视角看，这些方案中的学生全都处于最低的四分之一，”劳德解释说。“但关键在于，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处于最低的四分之一。” 换句话说，“仪表板”的首要规则是，你永远不谈论“仪表板”。劳德表示，他假设大多数ULN学生在一定程度上知道，自己被选中的部分原因是自己需要经济资助，但他说，校方在跟学生打交道时有必要淡化这一点。这是自推出首个TIP计划以来，他一直使用的基本心理策略的一种延伸：选择最不可能表现优秀的学生，但在与他们的所有沟通中，务必要传达这样一种理念，即你挑选他们参加这个特殊计划，并不是因为你担心他们将失败，而是因为你深信他们能够成功。

在劳德看来，这种信念的优点在于它是真话。1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坐在劳德的办公室里，学生们在不久前重返校园，开始春季学期。由于一场诡异的冰暴来袭，那天学校停课，位于校园中心、作为行政大楼的巨大钟楼空荡荡的，几乎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跟劳德谈起他在南方大学的求学经历，特别是差不多刚好38年前那个人生低谷，当时，重返校园开始大一学年春季学期的他，饱受自我怀疑的折磨，内心很想放弃学业，一走了之。“每个人都会经历那样的低谷，”劳德说。“大约50至60名ULN学生目前处于留校察看期。他们返回了校园，而我们为他们准备了所有这些强大的支持网络。但话说回来，他们仍然会感到害怕，怀疑自己能否完成学业。我敢打赌，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最终将品尝到成功的滋味。他们会的，因为没有人会给他们轻易放弃的机会。”

虽然劳德是一位科班出身的化学家，但在很多时候，他的思维方式更像是一位心理学家，沉思什么样的信息或环境因素可能影响他在帮助的那些学生们的决策。他坦然承认自己最多是个业余心理学家。但他在德州大学找到了一位志趣相投的盟友：32岁的心理学研究者戴维·耶格尔(David Yeager)，这位年轻的助理教授正在成为教育心理学领域的世界级专家之一。他的研究试图回答劳德每天都在捉摸的问题：你究竟该怎样激励学生迈出成功所需的步子？

2012年冬天来德州大学之前，耶格尔在斯坦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以研究生的身份从事心理学研究。在那段时期，斯坦福心理学系异军突起，成为教育心理学新思维的温床。卡罗尔·德伟克(Carol Dweck)、克劳德·斯蒂尔(Claude Steele)和黑兹尔·马库斯(Hazel Markus)等顶级心理学家采用实验性方法，来探究学生从幼儿时期一直到大学时代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共享着一个理念：某些恐惧和焦虑情绪，以及对自身能力的怀疑，往往阻止学生实现自己的潜能。在升学过渡阶段，比如高一或大一学年，这些情绪尤为致命。而在那些感觉自己受到某种特殊威胁或审视的学生群体（工程专业女生、第一代大学生，或常春藤盟校的非洲裔美国学生）中，此类情绪似乎特别有破坏力。

当然，这些消极想法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不过它们大多围绕着两个想法。一组想法跟“归属感”有关。升学过渡期的学生经常会深切地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属于（或者终有一天会属于）这个陌生的新学府。另一组想法跟 “能力”有关。许多学生深信卡罗尔·德伟克所称的“智力实体论”，即智力是一种固定质素，不可能通过练习或学习予以改善。所以，当这些学生遭遇一些可能显示他们不够聪明，或者不具备学术能力的蛛丝马迹（比如某次测验成绩不理想）时，他们往往将其解读为一个迹象，说明他们永远也无法成功。对归属感和自身能力的疑虑经常相互强化，最终形成一种深切的无助感。这种无助感导致学生不愿意采取任何改变现状的行动。要是我不能变得更聪明，为什么还要学习？要是没有人愿意跟我聊天，为什么还要出门，试图结识新朋友？过不了多久，这些令人泄气的疑虑就会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

当耶格尔在2006年来到斯坦福大学的时候，该校的许多研究人员已经开始试图反制这种现象，而不仅仅是理解它。他们在一系列的实验中发现，某些针对性的信息，如果能够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传递给学生，似乎能够克服他们对归属感和自身能力的疑虑，而此类疑虑正在破坏他们的学术潜能。

耶格尔开始与社会心理学教授格雷格·沃尔顿(Greg Walton)合作。沃尔顿此前总结出的一些原则似乎说明了哪些信息，以及传递这些信息的方法，对学生最有说服力。比如，如果这些信息诉诸于社会规范，其效果往往更好；当大学生们被告知，大多数学生并不参与狂饮时，他们自己就不太可能狂喝滥饮。如果这些信息的传递方式让接收者有一种自主感，效果也会更好。如果你发号施令地让所有高二学生列队前往学校礼堂，要他们观看一部以宽容和包容为主题的戏剧，相比他们觉得自己在独立地探寻这些信息，他们接受这些信息的可能性更小一些。此外，当学生经历沃尔顿所称的“自我说服”过程时，正面信息可以被更有效地吸收。比如，如果学生观看一段视频或者阅读一篇带有特定信息的文章，然后自己写一篇文章或者制作一段视频来劝说未来的学生，他们就能够把相关信息更加深入地内在化。

Ron Haskins/‘‘Education and Economic Mobility.’’

在一次又一次实验中，耶格尔和沃尔顿的方法收到了显著效果。在美国东北部一所名牌院校，沃尔顿和另一位名叫杰弗里·科恩(Geoffrey Cohen)的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实验。这项实验要求大一新生阅读高年级学生回顾自身大一经历的短文。这些学长用自己的语言传递了一个关于归属感的简单信息：“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以为我是唯一一个被冷落的新生。但我随后发现，每一位初来乍到的新生都有这种感觉，而每个人都克服了这道难关。我也挺过来了。”读完后，参与实验的学生随即面向未来的学生撰写短文，制作视频，呼应了同样的信息。整个干预过程花费了不到一个小时。它没有明显影响参加实验的白人学生，但对非洲裔学生的大学生涯产生了变革性影响：与一个对照组相比，这项实验助推平均绩点位列所在班级前四分之一的黑人学生比例增加了两倍，并且使黑人和白人学生的平均绩点差距收窄了一半。它甚至对学生的健康产生了影响——实施这项干预三年后，接到归属感信息的黑人学生求医的次数显著较少。

接下来，耶格尔针对北加州三所高中600名刚刚进入九年级的学生做了一项实验。这次干预的时间长度为25分钟；这些学生坐在学校计算机实验室的电脑终端前，阅读科学文章和高年级学生撰写的个人证词，其内容包含另一个简单的信息：人是会变的。这些文章解释说，如果有人对你刻薄，或者排挤你，那很有可能只是暂时的，而不是因为他或者你身上具有某种永久性的特质。耶格尔选择九年级学生的原因在于一个已知的事实：这是一个抑郁症高发的时间点——大致而言，在进入高中的过渡期，抑郁症的发病率会翻一番。的确，在对照组的学生中，抑郁症症状在该学年增长了39%。然而，在这个收到“人是会变的”这一信息的学生群体中，抑郁症症状并没有显著增加。换句话说，这项干预并没有治愈任何人的抑郁症，但在一个传统的抑郁症高发期，它确实遏止了抑郁症症状的出现。而收到这个效果只花费了短短25分钟。

抑郁症研究结束后，耶格尔、沃尔顿和其他两名研究人员针对社区学院中被纳入补习或“发展”数学课的学生进行了一项实验。教育倡导者早已指出，社区学院的数学补习计划是许多学生实现大学梦的一个破坏力特别大的障碍，特别是对作为社区学院主体的低收入家庭学生而言。相关统计数据看上去非常可怕：大约三分之二的社区学院学生被要求参加一个或多个数学补习班，他们必须通过这些课程，否则就不能毕业。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学生没有通过；相反，他们往往彻底放弃高校学业。

发展数学课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显然跟一个事实有关：许多学生在初中或高中阶段没有得到足够好的数学教育，高中毕业时的数学水平不足以应对大学数学课程。但耶格尔和沃尔顿，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研究人员认为，这个问题的另一大原因是心理层面的。他们呼应了戴维·劳德当初推出TIP计划时的直觉：如果你给大学生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即他们的聪明程度不足以进入大学——如果一位学生刚踏入校门就被分配到一个数学补习班，他或她很难不得到这个信息——这些学生就会把这种评价内在化。

在这项试验中，288名被要求参加发展数学课的社区学院学生，在开学伊始被随机分成两组，分别阅读两篇不同的文章。对照组阅读一篇谈论大脑的一般性文章。实验组阅读一篇列举科学证据驳斥“智力实体论”的文章。“当人们学习和练习做代数或统计题的新方法时，”这篇文章解释说，“他们的大脑会变得更发达——即使他们过去没有学好数学这门课。”读完这篇文章后，学生们给未来学生写了一封解释文中要点的指导性信件。整个过程耗时30分钟，而且没有任何跟进措施。但在学期结束时，20%的对照组学生已经退出发展数学课，而仅有9% 的实验组学生做出了这种选择。换句话说，一项持续了仅仅半小时，几乎没有任何成本的在线干预，显然把社区学院的数学辍学率削减了一半多。

2012年冬天，刚刚抵达德州大学没多久的耶格尔，就收到了该校副教务长格雷琴·里特(Gretchen Ritter)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里特此前听说过他的研究，希望了解更多情况。应里特的邀请，耶格尔给该校各院系的管理者做了一系列演讲。每次他都会提到，他和沃尔顿已开始测试，旨在解决学生对自身能力和归属感疑虑的干预手段，能否改善大学生（特别是第一代大学生）刚刚踏入校门后的升学过渡期？里特问他，这种方式是否有可能在奥斯汀奏效？他能否创建一种不仅针对几百名学生，而是针对每一位德州大学新生的干预手段？理论上可行，耶格尔告诉她。但鉴于规模如此之大，这项实验需要在网上进行。他说，如果要做的话，他想把它做成一项随机对照试验，这样他和沃尔顿就能收集关于哪些方法管用的宝贵数据。2012年 4月，里特请耶格尔测试他的干预手段，对象是刚刚被录取为德州大学2016届学生的逾8000名青少年。这将是有史以来社会或发展心理学家开展的最大规模随机实验之一。而这项实验需要在三个星期后准备就绪。

耶格尔当时已经不堪重负。他和妻子刚搬到奥斯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刚刚在三个星期前出生。他的工作可谓千头万绪，一方面，对斯坦福大学的承诺尚未了结，另一方面，他正在竭力教好他首次执教的课程。但他痛苦地意识到德州大学的毕业率差距，并对自己和沃尔顿正在开发的干预手段充满信心，认为一个精心策划的大型版本有望扭转局面。他告诉我，“回到家中，我对太太玛戈说，‘好吧，我知道我的工作已经超负荷了。我也知道我已经很少在家。但请再给我三个星期。因为这或许将成为我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耶格尔立即开始主办焦点小组，并与在校的德州大学学生进行一对一讨论，试图更清晰地了解在德州大学哪些信息将获得最佳效果。耶格尔经常强调指出，实施这些干预手段时，务必要记得：即使与归属感和自身能力相关的基本信息在一个接一个干预中反复出现，但他和沃尔顿认为，这些信息的措辞需要针对每项干预的特定受众。一位成绩优异的非洲裔新生在一所常青藤盟校可能感受到的焦虑，迥异于一位刚刚被安排参加数学补习班的社区学院学生感受到的焦虑。

耶格尔和里特决定，向新生传递选定信息的最佳方式，是将它们夹在每位新生在踏入校门前必须在网上完成的入学前准备(pre-orientation)的内容中。当年5月份，即将入学的新生们陆续收到德州大学招生办公室发来的欢迎入学邮件，邀请他们登录德州大学网站，完成一系列表格和任务。有关接种脑膜炎疫苗的要求和介绍德州大学荣誉准则的视频之间夹着一个链接，点击该链接就可进入耶格尔设计的互动演示内容，其主题是“德州大学观念模式”。

学生们被随机分成四类。“归属感”实验组阅读在校生传递的信息，这些在校生解释说，刚到达校园时，他们很孤单，觉得自己被排斥在外，但随后意识到每个人都是这种感觉，最终开始觉得像在家一样自在。“观念模式”实验组阅读一篇讲述大脑可塑性，以及练习怎样促使大脑建立新连接的文章，然后阅读在校生传递的信息，称刚来到德州大学时，他们担心自己不够聪明，但随后意识到，随着他们投入学习，他们会变得更聪明。综合实验组则收到一个既包括归属感信息、又包括观念模式信息的陈述。最后，对照组学生阅读一组由在校生撰写的泛泛而谈的感言，称刚来到这里时，奥斯丁校园的文化和天气让他们感到惊讶，但最终还是适应了这里的氛围。点击读完十几个网页后，每组学生都被要求写一篇读后感，以帮助未来的学生。整个过程需要学生花费大约25到45分钟，超过90%的新生完成了这项实验。

耶格尔最初是把2012年这场实验作为一个试点来做的，只不过是想测试大规模干预活动的运作机制。至于这场实验能否产生显著的成果，他并没有多大信心。所以，在秋季学期结束时，当耶格尔看到哪些学生已经成功完成至少12 个学分的相关数据时，他感到惊讶。第一学期的学分完成情况，向来是预测德州大学学生日后学业差距的早期指标。每年，在“弱势”新生（在这项研究中，他们大多是黑人，非洲裔或第一代大学生）中，只有81%或82%的人能够在圣诞节前修完12个学分，而条件较好的学生完成这些学分的比例高达90%左右。

2013年1月，当耶格尔分析第一个学期数据的时候，他发现条件较好学生的成绩跟往年一模一样。无论他们在入学前互动演示内容中看到哪一类信息，90%的学生保持在学业正轨上。同样，对照组中的弱势学生（也就是那些看到了如何适应奥斯丁校园文化和天气等泛泛而谈信息的学生）的表现也一如往常：82%的学生保持在学业正轨上。但那些接收到归属感和观念模式信息的弱势学生的表现显著改善：他们当中86%的人在圣诞节前完成了12个或更多的学分。这意味着，他们将自己与条件较好学生的差距缩小了一半。

上升4个百分点貌似算不上一场革命。耶格尔和沃尔顿肯定不会就此宣告胜利。但如果这项干预的效果在未来三年期间持续存在（就像在那所东北部名校开展的研究那样），它可能意味着在2016年，有数百名本来无法按时毕业，甚至永远不会毕业的第一代大学生获得德州大学学位。这将大大有助于戴维·劳德实现他的目标。而这一切都来自仅需45分钟完成的一次性干预。德州大学管理层深受鼓舞；从本月开始，“德州大学观念模式”干预将成为2018届全部7200名新生入学前准备的一部分。

当耶格尔和沃尔顿向其他研究人员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时，他们经常听到的第一反应是，这些成果不可能是真的。他们两人早前都有过科学论文投稿或经费申请被拒的经历，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的数据或研究方法存在什么缺陷，而仅仅是因为人们不相信，如此强大的效果竟然出自如此微小的干预。耶格尔承认，他们的数据可能看上去令人难以置信——它们违背了很多有关人脑思维方式的基本假设。但他可以对学生们听到或读到这些信息之后发生的事情做出一个完全可信的解释，无论他们是德州大学或某个社区学院的大学生，还是九年级学生。

在我们读到这些实验的结果时，我们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是，这些干预肯定改变了学生的观念——用另一种信念代替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很难想象，在电脑屏幕上阅读25分钟的文字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人是没有那么容易被说服的。但耶格尔认为，这些干预其实没有改变学生的观念，只是让他们不去过度解读未来可能发生的令人沮丧的事件。“我们无法阻止你遭遇那些不好的事情，”耶格尔解释说。“相反，我们试图改变它们的意义，使它们不至于对你意味着情况永远不会好转。”

每个大一新生——不论贫富，白人或少数族裔，是不是第一代大学生 ——都会经历学业挫折，经历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属于校园环境的尴尬时刻。但白人学生、富裕学生以及父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往往不太把这些时刻当回事，或者说不太往心里去。没错，当他们测验不及格，跟室友吵架，或者约会被拒时，他们的心情同样很糟糕。但他们通常不会认为，这些挫折说明自己不属于高等学府，或者自己无法完成学业。

凡妮莎·布鲁尔

Bill McCullough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只有那些因自己的少数群体身份（无论是种族方面，还是阶层方面）而面临特殊的恐惧和焦虑，有过受排斥经历的学生，才容易受这类问题影响。这些学生往往将暂时的挫折误解为一种永久性的指标，说明他们不可能在德州大学获得成功，或者根本就不属于这里。对于这些学生来说，干预的作用就像是一剂预防针。半年或两年后，当自我怀疑的病菌试图感染他们的时候，干预的残留效果让他们能够摆脱那些疑虑，就像条件较好的学生所做的那样。

今年1月，当我跟凡妮莎·布鲁尔交谈的时候，她正深受这些疑虑折磨。在刚刚过去的秋季学期，她的平均绩点是3.0，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她甚至在统计课考试中得了一个B+，但她觉得那是一段非常难熬的时期。“我觉得没有人真的对我抱有信心，”她说。母亲是她唯一的倾诉对象，但就连这些谈话有时也让凡妮莎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周围缺少一个支持系统。“她告诉我，我听起来有点不一样，” 凡妮莎说，“她总是问我：‘你还好吧？能照顾好自己吗？’我通常是个很快乐的人，但我猜想，给妈妈打电话时，我的声音很单调，听上去有点冷淡。”

展望即将开始的新学期，凡妮莎觉得压力太大了。她告诉我，每次走进教室时，她都有一种焦虑感：自己是否属于德州大学？“别人都是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她说。“他们看上去令人生畏，即便他们只是坐在教室里，即便只是他们记笔记的样子。他们看上去是那么信心满满。你知道吗？我有时觉得自己是唯一不知所措的人。”

但在春季学期开始后，凡妮莎的境遇逐渐改观。她开始攻读可怕的《化学301》课，尽管她发现这门课是一个真正的挑战，但她也抱定了跟上学业的决心。她参加了ULN网络，以及戴维·劳德负责的另一个计划——“发现学者” (Discovery Scholars)。凡妮莎的顾问安排她在校园辅导中心获得免费帮助。她每周花费6小时或更多时间在那里复习化学功课，到3月份，她每次测验都获得了A或 B。

渐渐地，凡妮莎开始感受到一种更大的归属感。她给我讲述了2月份某天的经历。那天，正在“发现学者”办公室闲着的凡妮莎突然产生了“交几个朋友”的冲动。她走到正在前台工作的年轻女子（像凡妮莎一样，她也是一位非洲裔本科生）跟前，突发奇想地问她是否认识哪位攻读护理课程的同学。很凑巧，这位女同学有两位最要好的朋友在护理专业，她们刚刚在德州大学帮助创建了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护理协会。

获得电话号码后，凡妮莎开始跟她们进行短信交流，随后应邀参加她们的一个会议。这两位同学都是大三学生，比她大两岁，她们很快就接纳了凡妮莎。“拥有榜样的感觉真好，”凡妮莎告诉我，“我过去觉得自己形单影只，但随后发现有人说，‘我也像你一样大哭过。’我就感觉好些了。”

当然，凡妮莎从她的同辈导师和指导老师那里听到的关于归属感和能力的信息，并不是帮助她通过《化学301》考试的唯一因素。然而，它们的重要性以许多细微而有意义的方式体现出来，引导凡妮莎做出一些看似微小、但对她在德州大学的发展前景颇有助益的决定，比如走进辅导中心寻求帮助，鼓起勇气询问一位陌生人是否认识护理专业的好友，等等。

在奥斯丁做报道的几个月期间，我采访了几十位大学新生，像凡妮莎一样，其中大多数人被招收到ULN或劳德负责的其他项目。虽然每个学生的故事有所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新生学年基本上遵循相同的轨迹：刚进入校园时，高中时代的成功让他们满怀信心，但很快就被一次失败击垮。一位学生告诉我，他陷入了抑郁，严重失眠。另一个学生说，她的体重骤减，突发皮疹。但随后，在经历了数周乃至数月的迷茫和郁闷之后，大多数人重拾一种更深层次的自信。通常情况下，这种复苏所需的支持来自某位ULN顾问或TIP导师；有时候，这种支持来自家人、教会团体或某位室友。但不管怎样，几乎所有接受我采访的学生都能够扭转局面，往往把自己从人生低谷拉回来。

“对于这些干预手段，我尤为欣赏的一点是，所有那些艰难的抉择都是孩子们自己做出的，”耶格尔告诉我。“所有的功劳应该归他们所有，而不属于我们这些干预者。这就是最好的干预方式。说到底，每个人的内在都拥有某种资本，某种资产，比如说知识或信心。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他们把这种资产挖掘出来，他们就会凭借这种资产迎接人生的下一个挑战。”

与ULN学生的交谈让我对他们的成功几率持乐观态度。不过，这些交谈也提醒我，事情很容易倒向另一端——那些初期的质疑演变成让人什么事也做不成的焦虑。劳德和耶格尔的工作证明，借助恰当的支持（既包括学术支持，也包括心理支持），这些学生完全能够以非常高的比率从德州大学这类名校顺利毕业。这正是为什么该校正在进行的大型教育实验的意义远远超出奥斯丁校园。

像凡妮莎这样的ULN学生能否从一所四年制大学毕业，在很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数据显示，对于低收入美国人来说，提升经济流动性的最强大工具是一个四年制大学学位，当今时代尤其如此。如果一个孩子的家庭收入位于全美最低五分之一（意味着家庭收入为2.8万美元或更少），而她没有大学学位，她最终进入最高五分之二的几率仅有14%，而永远走不出收入最低人群的几率高达 45%。但一旦拥有四年制大学学位，她的人生前景就会彻底改变。突然间，她成功跻身于最高五分之二的几率升至40%，而继续陷在最底部的几率降低至 16%。

除了这些学生自身的经济机会以外，让这么多有前途的学生辍学，这么多宝贵的人力资本白白流失，还有更广泛的代价。在差不多整个20世纪，美国在培养大学毕业生方面做得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好。但在过去20年里，我们已不再占据国际排名的榜首；就获得大学学位的年轻人比例而言，美国现在位居世界第12位。同期还出现了第二个趋势：美国高等教育变得更加阶层化；如今多数富裕孩子在大学的表现相当出色，而多数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很难完成大学学业。这两种趋势显然是相互交织的。同时很难想象，如果不扭转这些不利趋势，美国能够重拾全球竞争力，或者提升经济流动性水平。

这一愿景的实现有赖于在全国层面的几个方面进行不懈努力，但解决方案的很大一部分在于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这类难进、但并非超级精英的高校，能够大规模地履行美国大学传统上的一项中心使命——可以说是唯一的中心使命：招收大批极具上进心的工薪阶层家庭青少年，给予他们成为成功专业人士所需的工具。德州大学的实验提醒我们，这个过程不容易；从来都是如此。但它也提醒我们，这是有可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