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报：执政高层面对的三大难题

 

 

今年以来中国大事不断，中共高层积极解决处理这些难题也实属不易。中南海内接近高层的观察人士指出，客观地讲，这一届中共高层的确是一代不甘平庸力求有所作为的执政团队，其领导人在改革、反腐、整饬党风吏治等方面的诸多作为也是得到党内外的广泛赞扬、肯定和拥护的。但是不得不指出，本届中共高层在执政将近三年、即将迈入首轮执政后期的今天，也的确步入了他们执政最为困难的一个特殊时期，具体来说，他们面对三个大难题。这三大难题是：

一、 能否遏制住经济下行的势头，将中国经济真正领上「新常态」的运行轨道？这一届中共高层从走上执政舞台的那天起就背上了「经济下行」的沉重压力，这是两届前任所未曾遭遇过的，以往凭借高速经济增长为执政合法性「加分」的便利，他们没有得到。仅仅凭借GDP增长获得执政合法性的路子已经走到尽头，执政党必须在经济增长之外开辟新的途径为其执政合法性提供资源，但是经济增长一路下行、财政收入大幅减少毕竟是执政大忌，所以如何在稳定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基础上将经济推上有品质有效益有福利、可创新能持续的发展新路，成为这代执政高层赢得执政地位巩固的一个关键要素。

新一代中共高层从执政的第一年起就?手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问题，简政放权，大幅削减行政审批，支持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向社会和民营资本开放诸多投资领域，实行一定限度的金融开放和增加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弹性等等，陆续推出一系列经济改革举措，试图通过释放「改革红利」来遏制经济下行的势头，为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不能不说这些举措和动作都与「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作用」的改革要求相一致的，也是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所需要的。但要承认，这些举措实施的力度不够，触及矛盾的深度较浅，所以产生的积极效应不尽理想，近三年来，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财政收入屡创历年最低新纪录，就业状况堪忧，实体经济出严重衰退迹象，几月前，股市暴跌成灾，继而又见人民币贬值险些失控的险局，局面实在不容乐观。

在高层谋划中，促改革、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四者是一个完整布局，相互补充支撑；但是实际运作中，这四者完全是一个相互冲突对立的「矛盾共同体」，因为在不触及「政府主导」、「国企做大、做强、做优、垄断」的经济体制和「中国模式」的前提下，「稳增长」可以做，「调结构」可勉强做一做，但是「促改革」、「转方式」都无法真正做到--因为「政府主导」地位绝对排斥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引入经济运行的「改革」，「国企做大做强做优垄断」的体制环境，根本不会接受、也没有任何动力接受「从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和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创新活动来实现经济增长」的「转方式」。正是这个原因，在没有对「政府主导」、「国企垄断」的体制及模式进行根本性触动和改变的情况下，上述「四位一体」运行的实际状况就是：要么「稳增长」排斥「促改革」、「转方式」仍用增加资源投入的旧方式而无法持久也不能见效；要么就是「促改革」、「转方式」走走停停不敢碰要害半途而废，既对「稳增长」无益也对旧体制无害。这种状况可以解释为什么三年努力未能遏制经济下行势头的现象。

有分析人士尖锐指出，如果改革不能直抵「政府主导」、「国企垄断」的体制机制及模式而展开，中国经济下行的势头只会持续加大直至走到衰退的尽头。近期，在经济改革中居最重要位置的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终於出台了。然而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方案（《国企改革指导意见》），仍然是围绕国企如何「做大做强做优」做文章，无非是一些管理体制、方式等方面的调整和变动，基本未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这一改革的总思路相衔接相融合，国企党（政）企不分、垄断地位和无所不至大包大占的定位等明显弊端没有什么改变。可以预言，这项属於「修修补补」国企的改革对扭转中国经济的颓势恐怕不会起多少积极作用。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中，「政府主导」、「国企垄断」的体制及模式是执政党保持执政地位和政治「控制力」的物质基础，是防范出现与其分享权力、平起平坐政治势力的物质保障，切不可轻易丧失。改革能在多大程度上跨越或者突破这个「政治屏障」？现在看不到答案。高层总希望能绕开这个屏障来实现经济的再复苏再振兴，但眼前巨大的政府债务和国企拥有的巨大过剩产能说明「政府主导」和「国企垄断」的体制及模式是造成经济衰退、使执政党落入执政困境的根本原因之一，要绕开这个屏障摆脱困境是不大可能的，他们别无选择要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取舍--能否在这个考验面前胜出，对执政高层才是至为关键的。

二，如何将反腐斗争引领上民主、法治的轨道？开展大规模大力度地反腐斗争、清理已将执政党推入绝地的业已形成强势帮派的腐败势力，是这一届中共高层赢得执政权威和主动地位的一大「法器」。可以说，在反腐上本届中共高层比他们的前两任都干得出色和漂亮，超越前人，说他们在中国实现重大转变的历史关头拯救了执政党，也是毫不为过的。仅凭这一点，他们就「功盖三代」，可名垂青史。

但是，在唯一执政的政党内部开展如此规模和力度如此之大的反腐斗争，「杀敌一万，自伤八千」，执政党本身的执政形象肯定大受折损，执政能力也会大打折扣，所以执政党能否将这种斗争进行到底，将腐败势力从执政党的肌体上清扫干净，就格外受人关注。

实际上，中共高层在反腐问题上面临?很大挑战。首先，这里存在一个很大悖论：反腐力度越大，抓出的腐败官员越多、越大，人们对反腐的要求就越来越高，评价则越来越低，反腐所产生的积极政治效应越来越小。这背后的逻辑实则是：仅仅开展反腐斗争、即使是大规模大力度的反腐斗争解决不了高度集权体制的权力腐败问题，不改革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不增加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性、法治性元素，游离於这项改革之外开展反腐斗争，无疑於抱薪救火。所以，当反腐斗争已经开展三年，落马的大小贪官无可计数，清出的国级、副国级贪官也已有5人之多了，但是人们对高层反腐到底能坚持多久、腐败分子能不能清扫干净等等疑问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其追问的核心问题已鲜明地提到高层决策的桌面：敢不敢在政治体制上「做手术、动刀子」，用民主的、法治的办法清除权力腐败的制度根源？这对高层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考验。

来自反腐的第二个挑战是：是否拥有更充足的反腐正当性？不是任何反腐斗争都具有正当性，「选择性反腐」、「权争式反腐」等等都不具有维护权力公正的正当性，只有在民主、法治轨道上开展的、有民众广泛参与和公开透明的反腐斗争才具有正当性。从这个角度看，如何让反腐斗争获得和拥有更为充足的正当性--这是反腐斗争引发出的一个高难度的政治课题，但也给执政党从腐败深重的泥潭中彻底摆脱出来提供了一个机会，人们期待本届执政高层能抓得住这个宝贵机会。反之，反腐斗争很可能半途而废，这一代执政高层拯救执政党的功业也便就於此崩殂了。

三，如何重建党政干部的执政积极性，打造一支得心应手的执政团队？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一代中共高层走上执政舞台时所带领的执政干部队伍是有很大缺陷的，也就是说，中共十八大在人事安排和干部配备这个重要事项上工作不到位，没有让新一代中共高层拥有一支得心应手的执政队伍来实现新的执政目标。十八大之后三年来大批现任党政官员因贪腐问题纷纷落马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现在中共高层为落马贪官太多、许多空出的职务岗位没有得力干部填缺而坐困愁城，而更让他们感到棘手的，则是一股不作为、怠政懒政之风在各级党政干部中愈益蔓延滋长，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已严重干扰和影响到整个国家行政系统的正常运作，「政令不出中南海」，以「消极抵制不作为」这种形式，更为普遍地再现於当下官场。这种状况，早在一年多前就已露出苗头，今年两会期间，竟有官员当?中共领导人的面为不作为辩解，当即遭到喝斥。有旁观者称，敢在领导人面前「叫板」，必是有恃而无恐，这官僚所代表那种「底气」之厚，切不可小觑。中国帝制+官僚千年，这对「欢喜冤家」相互斗法各有所长，都有「制胜法宝」，其中官僚群起以「不作为」来表达「不高兴，不赞同，不支持」，便是最绝的一招。中国社会唯官为大，官不作为，「帝」力不行，民事不办，整个社会和国家也就瘫痪了，官僚这招?实厉害。

现在党政干部中普遍存在「不作为」现象，这在中共执政史上较为罕见。毛泽东时代用挟超凡领袖之威以阶级斗争之法治吏，官僚不敢称有懈怠但治政粗暴行为低效，邓小平时代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其执政方略，逐步建立起对党政官僚的利益激励机制，而集权体制+市场经济则使这种激励机制得以实现激励最大化，从而解决了怠惰成性的官僚保持从政积极性的问题。当然，邓小平时代的利益激励机制也成为导致官僚重利忘义、行为狎琐、信仰缺失、精神堕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要解决党政干部「怠政惰政不作为」的问题，新一代中共高层面临重建官僚勤政激励机制这一艰巨任务。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的办法不可复制，全要凭自己摸索创造，这代中共高层要於此有所作为，非常不易。人们看到，中共领导人的确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若仅从过去沿用的理论说教上创新，恐难有效。如果在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来解决建立官僚勤政的激励机制问题，比如向公民社会、民主政治、权力制衡、法治政府取道，可能会别开洞天，打通一条走出执政困境的宽广大道。

10月中旬将召开五中全会。除去「十三五规划」的议题外，全会很可能会增加其他新议题，有消息人士透露，人事问题最有可能成为新的议题之一。明年，就要为新一轮执政周期做人事准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