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德伦

 

 

李德伦和《李德伦传》作者罗筠筠均嘱我为《李德伦传》写序，我当写，我俩是五分之四世纪的“哥儿们”了。

 

先锋少年

李德伦原籍古沧州，我原籍古温州，这南北之差对我俩无异，我们都是生长北京的“发孩儿”，他大我几岁，还是可以一块“撒尿比远，放屁崩坑”的，但我们并无机会这样一块玩。有一位北京的文化记者写过一篇散文，揣测我俩曾一块去过旧时的京剧殿堂广和楼，和好莱坞电影城堡中央或真光，我们俩都去过，可谁也没见着谁。但我俩都是在那些地方，既见过杨小楼、梅兰芳……，也见过贾波林（沪译卓别林）、飞来伯（沪译范朋克）……以至歌唱《伏尔加船夫曲》的夏里亚平。或因此命定了我们今后一生的艺术家生涯，既崇尚传统，又向往开放。

我们生在“五四”前后，长在“一二•九”，是那样充满了痛苦与希望交织交响的时代。阅李传，我找见了多少少年时候的同窗密友。传载，抗日战争起，地下组织暴露，孙以亮（孙道临）被捕，陶声垂（娄平）出走天津转赴冀东打游击，在天津时曾给德伦一信要他也去天津，急匆间却未留下天津地址。（其实陶就在我家，由我13岁的小妹宗英接待。）其后德伦赴上海才认识了我。这些是我这次阅李传才知其详的。我所以当时未参与而又同途同归是另一传的事了。

感天下之大又小，只能释为共同的时代命运使然。多少年后，德伦妹即黎频一日来我妻阮若珊家，瞧了瞧突然说：这儿我来过，当年我跑“交通”，来送过文件。李传中提到他们常去逛香山，与一对中年夫妇邂逅定交，多年后又偶遇才发现这对夫妇成了我的岳父母，其家乃我党秘密电台所在。在这天下之小中我很想提一笔我们的少年伙伴朱迈先（朱自清长子），他可以说是我们之中最成熟、最先进的一个，在全国解放前夕带动国民党一个师起义，自己竟亡于“自己人”手。这已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一件冤案了，无处可纪可祭，聊附此数语，以志少年时的伙伴，并寄我们这些幸存者的追思。我们那一代走在前面的少年先锋如李德伦，多是把“救亡”放在生命，以及视如生命的艺术之前的，并寻找追随党领导，这是客主观均属必然的。

 

Bohemia“艺术家生涯”

德伦在北平无著落，赴上海上了音专，抱起了他的大提琴。物以类聚，德伦和我，还有我的两位燕京同学，艺名丁力的石增祚和艺名异方的郭元同，我们四条汉子住进了一间楼顶屋，我们共同的小妹黄宗英和租来的钢琴在楼下客堂。这四条汉子现在就剩下德伦和我两条了。我们都在话剧剧团谋生。德伦以上音专为主，在剧团打点零工奔点“嚼谷”。我们那时候都喜欢好莱坞影片中肥而怪却以演技取胜的查里斯•劳顿，德伦自许形肖，乃取艺名劳顿。这劳顿的表演却太超脱，难以入戏。如一次演《林冲》中的杀手薛霸向林冲喝道：“阎王叫你三更死……”猛解腰带，却将怀中一大本美女封面的《万象》杂志撒落台口，引起哄堂。后来德伦和我们共同的恩师佐临一起终于给劳顿找到了一个好出路，即为话剧配乐。在戏剧与电影的配乐上，李公也可算得开山人物了。

一日，我的燕京大学同学、少爷诗人宋悌芬（宋春舫之子）来访寒舍，环顾惊呼：“这是Bohemia嘛！”此语甚当。我们确和“波希米亚”，普契尼那歌剧《艺术家生涯》中的人物相近，我们贫穷、浪荡、钟情，我们钟情艺术，钟情友谊、爱情——在爱情上那时候只可称“见习”。

太平洋战争起，“孤岛”亦沦陷。后一年，我从地下组织拿到旅费去重庆参加党领导的剧团。又二年，湘桂失守，我忧伤国事并失恋，登上了“中国赴美参战海军”的舰艇当了一名水兵，远走海外。又二年，返国，寻机开小差返北平去上第九年大学。经上海，晤德伦、黄裳、蓝马、上官等叙旧。时国、共之争已炽热，我们的立场当然是很明确的。李对我约略提起掉了组织关系，要求恢复云云。我回忆当年离沪赴渝前夕，李临别赠言：“就一句，别参加国民党！”我说：“谁他妈参加那个！”此刻我却问他，你怎么不多点拨几句？他说我也糊涂，我认为你这种人不需要政治。这话使我寻思良久。我北返后不久，得知他和黄裳外出吃饭，担心刚写好的入党志愿书丢失，乃揣在身上，不意反被扒手扒去，乃仓促奔入解放区。值此紧急关头，他还向黄裳说起，宗江结婚，对新妇有数字评语：“左道而从容。”我后来戏称这从容之说为自己的修正主义。我是否需要政治？李德伦又是否需要政治？那看怎么说了。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

解放了！这是我们朝夕盼望的。这是全中国的解放，包括我们这些艺术家全身心的解放。我们当然地遵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等响当当的口号。德伦干音乐，我搞剧影，我们全身心地投入，从原则上并不感到艺术与政治的矛盾，但是怎么动辄得咎呢？怎么一次又一次地被批且自批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平主义、人道主义……？总之是违背了“阶级斗争”的大道。

李德伦于1957年夏在苏联结束指挥学业归国，在北京车站接他和吴祖强的车并未把他们送回家而是直驶“反右”会场。此后，他也还指挥过几曲交响，但总是点缀性的，甚至有“原罪”感。他远离了学而有成的莫几或贝几或柴几……。

他曾请我去观赏他指挥的交响乐《保卫延安》。启奏前他以最通俗的语言，老北京土话向听众讲解，“您瞧这根黑不拉及的叫黑管……”我不免嘲弄他“怎么穿着燕尾服说相声呢？”但我还是很赞赏他为普及交响乐所做的努力。

文革了。我在牛棚中闻知他又被起用，进入样板系列。说实话，当时若用我，我也会被用。后来我作为“按人民内部矛盾”论处，略可走动，他便接我去他办公地点。只见吴祖强在坐，二人正缠于“无标题音乐”一案中，也无甚欢容。所幸我还能在他们面前咀咒妖婆，还是有共同语言的。文革结束前后，德伦又陷入一系列左右不是人的说不清。这一福将也积忧成疾病肾切除。在他从单间病房被发落到十几人一室，又提升到四人、双人，又至单间，无论贵贱荣辱，我都去看了他，乃笑谓“够哥儿们”吧？

文革后，一夕德伦来电话，说董乐山、白文在他那里从中午喝到黄昏，要转移到我家了。四条临时单身汉又继续喝至入夜。微醺中不免浅庆历大劫尚存余生，又叹年华消逝，甚至说到难再与老妻共帐，我未质疑。此后来日无多中，各自还是做了些作业，虽有更多的难了的遗憾。德伦还是著有成绩的，他以一个肾与多少中外名家合作，又指挥了多少一曲交响。虽也难以太多，但总还是莫、贝、勃、柴……都有。

1977年春，几经周折，甚至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在中国举行了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音乐会。李德伦指挥了贝五《命运》。我们的恩师佐临来电祝贺。或又可指我们这些人都是崇洋分子。犹忆崇洋新风又起时，冰心大姐曾语我：“我们才不崇洋媚外！”对洋真有所知的人才不崇洋媚外，但也决不贬洋排外，因为深知人类文化包括辉煌的中国文化，既是民族的、独特的，又是多彩的、多元的。

中国的老友、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是政治家也是指挥家，曾著文题作《贝多芬在中国获得胜利的声音》。此一胜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1979年，驰名国际的美国小提琴家伊萨克•斯特恩来华表演并授徒，且由李德伦指挥合作，演奏了莫扎特的《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随行拍摄了一部纪录片题为《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此语此题是中国终于走向世界、走向改革开放的先声。

 

世纪绝响

又二十年过去了，1999年岁末，11月19日在中国北京有一场这样的音乐会，是斯特恩与李德伦相别20年后再次合作那一曲莫扎特。与他们同台的有斯特恩之子并三位他当年在中国发现的少年弟子，如今都已成为国际知名音乐家。李德伦正为保住另一只肾住在医院，只见轮椅登场，被他的四名弟子架上了指挥台。这两位白发苍苍的大师被弟子们团簇着，接受到场内外观众欢呼。时值20世纪末，可称世纪绝响矣。我一生只写过一篇有关音乐的文字题做《音盲乐语》，文中提到德伦曾戏称我为音盲，他赖账说没说，说没说无关紧要，更无须入传，我比起我的哥儿们总可以说是音盲。观察我终生的朋友阿卜杜拉（德伦的回族教名），其一生也可以说是一部交响曲。我这音盲如还能学会作曲，当作《阿卜杜拉•李德伦交响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