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中国经济改革新高地
来源: 渔樵夫
十九大之后进入新一轮改革视窗期的中国,欲推动经济进入下一个大周期,必须改革开路、制度破冰,重塑改革动力机制,摒弃GDP锦标赛,拥抱「改革竞赛」,中国经济才能在「后十九大时代」再登踏板,迎来转段、升级「新元年」。
中共十九大10月下旬将落下大幕,中国随之进入「后十九大时代」。在今明两年执政班底大面积易人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将由「超级维稳期」,转入「政策接续期」。当前的债务「强监管」、环保「强督察」、泡沫「强歼灭」、国企「强改革」等能否延续并加码发力,均是决定中国经济未来几年能否实现「强复苏」的关键。
明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经济历经近40年高速发展后,经济内部的深层矛盾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欲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锻造发展新格局、增长新模式可谓题中之义。而未来五年正是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推动中国经济完成新旧动能转换,并走向效率模式,取决於改革路径的选择和改革步调的快慢。
「超级维稳期」转段「政策接续期」
2017年是中国政治关键年,中共十九大落幕后的中国经济,由「超级维稳期」转段为「政策接续期」,但挑战不容小觑。
9月底公布的9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录得51.0,低于8月0.6个百分点,显示制造业扩张速度继续放缓。数据显示,9月新订单增速降至三个月来最低。月内新增出口业务仅有轻微增长。与新订单类似,产出增速降至6月以来最低点。
而从官方披露的8月中国经济数据来看,「三驾马车」已全面走弱。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房地产开发增速等基本运行指标全面回落,部分指标的增速下探年内最低值。其中,出口增速降至5.5%,零售增速降至10.1%,投资增速降至4.9%,均创短期新低。
北京政经观察家认为,从近期中国经济数据来看,显示经济动能高峰已过、经济高点已现。在产能过剩大背景下,需求端疲弱,金融去杠杆从源头上抑制投资扩张,投资周期难言开启。
而从国际大环境看,全球经济并未出现实质性好转,仍处于亚健康状态。美国对华酝酿反倾销301调查,加之逆全球化浪潮,货币政策收紧、地缘政治风险,中国外需回暖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有观点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病症在於旧模式尚未改变,新的增长点也未形成,处于「两头不沾」的市场焦虑期。而今明两年中央及地方政府完成密集换将期后,「政策接续期」如何平稳过渡,会否重蹈「扩张依赖症」覆辙,均是外界观察中国经济「转段」的重要着眼点。
四大挑战考验执政新班底
在中共十九大上推出一套全面深化改革的「套餐」。但进入「后十九大」政经新周期的中国,仍有四大挑战如影随形:
挑战一、债务炸弹加码经济风险 今年9月,标普自1999年以来首次下调中国主权评级。标普对此次评级调整给出的理由是「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於债务规模的快速增长」,并指出这种债务增长仍将继续,并带来长期的增长隐患,可能加剧未来的金融冲击。
标普的「降级中国」并非孤例,同样作为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穆迪(Moody's)在5月24日已经率先下调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将中国长期本币和外币发行人评级从Aa3下调到A1,并将展望从负面调整为稳定,而穆迪「降级中国」的主要依据在於中国潜在经济增速下降,而政府为了维持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对财政刺激的依赖加重,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将超过安全的阈值。此外,穆迪还在9月7日将中国五大国有银行之一的交通银行长期/短期存款评级从A2下调到A3,基础信用评估从baa3下调到ba1。
无独有偶,惠誉(Fitch)也警告称,中国有可能首次出现地方政府债违约事件,由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开发行的债券首次出现违约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并有可能触发债市对这类债券重新定价。
国际评级机构集体吹「降级中国」黑哨,矛头都指向中国高危的债务问题。截至2016年,中国的债务与GDP比值已达270%,在过去三年每年上升20%。考虑到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即高达10万亿元人民币,债务可持续性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长期隐忧。
国际金融协会也估计,截至2017年底,中国企业债务可能达到GDP的169%,政府债务可能达到GDP的47%。近年来中国家庭的债务水平也在不断攀升,今年年底家庭债务可能达到GDP的45%,而两年前还不足40%。
据彭博数据,2016年中国企业在岸债券违约29宗,到2017年第一季度已经有7家公司共发生9宗债券违约的现象。路透的数据则显示,在中国的1189家样本企业中,2008年债务健康的企业有845家,而2016年底,债务健康的企业减少至577家。
当前,中国的信贷增速已成中国经济「灰犀牛」。笔者认为,「信贷依赖症」是中国经济增长长期积累的「顽症」「旧症」,而如何安全有效「去杠杆」将是下一阶段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大考验。
2018年是政府换届年,新一届执政班底接棒后,在GDP崇拜的政治逻辑下,地方和中央政府将展开新一轮博弈,对GDP数字的追逐,会否将原已债台高筑的地方债务平台风险再度加码,尚是未知数。
挑战二、环保限产拉低经济增速 过去数十年粗放式发展令中国欠下了高额「环境债」,石化、钢铁、煤炭、水泥、有色、化工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高速发展,是中国投资驱动型经济的写照。数据显示,中国PM2.5浓度是美国的7倍、全球均值的1.3倍。2016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空气品质不达标者高达四分之三;6000多个地下水水质监测点中,处于「较差」和「极差」级别的监测点合计超过六成。
环保高压已成为继反腐之后中国又一个力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重头戏」。从确立终身追责制,明确损害生态环境和资源将影响官员仕途,到密集派出督察组巡查地方环境问题;从限产停产,到关停达不到排放标准又治理无望的小工厂,「重典治污」在中国已成常态。
环保风暴高压下,与制造业息息相关的上游原材料厂家,产能被进一步压缩,由此涉及到钢铁、冶金、化工、纺织、造纸、包装等多个领域,由环保风暴启动的一波涨价潮悄然开启。环保督查意味?中国不能再走过去粗放式发展、污染环境再治理的老路,过去5年来,石化、钢铁、煤炭、水泥、有色、化工等行业投资增速逐年下滑。今年秋冬对于老生常谈的环保问题,执行更严格的政策已在预期之内。分析人士认为,考虑到目前中国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中共十九大后环境保护措施不会松懈,反而可能会再度加码。
驰而不息的「重典治污」重压下,去产能所造成的供给侧收缩,并非短期现象,当前各地出现的工厂停工潮,也无疑会波及到制造业,为GDP成绩单带来负面效应。因此,对于接棒上位的新一届地方政府而言,十九大后会否继续执行「史上最严」环保政策,会否让「金山银山」让位於「绿水青山」尚存疑问。
挑战三、楼市调控能否「咬定青山不放松」 9月下旬的10天之内,中国12个城市集中发布了楼市调控升级的消息,包括西安、重庆、南昌、南宁、长沙、贵阳、石家庄、武汉、宁波、桂林、无锡、东莞,中国新一轮楼市调控政策鱼贯而出。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2017年8月份70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近期加码楼市调控的12个城市里,除了东莞不在70大中城市统计范围内,其他11个城市中有9个8月份房价环比仍在上涨。有分析指,今年上半年弱二线和三四线城市市场景气度较高,部分城市房价甚至出现明显上升,是调控开始转向这些城市的主因。
泡沫歼灭战已是今年楼市调控主调。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已有超过100个城市(县级以上)发布了各种相关房地产调控的措施约150余次。今年前9个月,仅北京市就发布了相关房地产政策超过20次,15个核心热点城市发布调控政策均超过4次。
大面积楼泡「歼灭战」背后是危险信号。有数据显示,当前全球房地产市值/GDP的正常水平在260%左右,中国却达至411%,中国家庭杠杆率上升速度快,中国人买房越来越依赖於借贷,有分析认为,最早在2020年,房贷余额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将达到美国金融危机前的峰值。
由於楼市体量庞大,在中国经济下行阶段,楼市泡沫若再加码膨胀,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对经济所造成的冲击将难以承受之重。因此,楼市调控政策升级将成为常态,内地12个城市接连推出楼控加码新措施,凸显中央楼市调控政策不但不放松楼控,还会加大力度遏抑楼市泡沫,未来或将有更多城市加入到调控加码的行列。
中央的意图极为明确,加力挤楼市泡沫应是长久之策。但十九大后,新换届的地方政府会否以楼市调控拉低经济增长为由,阴奉阳违重启楼市发动机、放慢楼市调控却仍是未定之天。
挑战四:「国进民退」与「政进市退」 十八届三中全会打响改革发令枪,关于改革的文件陆续有来,改革试点也是一个接一个,但外界对中国「改革空转」「改革步伐迟滞」的指责却并未减少。
质疑和指责声中,「国进民退」被指尤须警惕。在国内经济改革问题上,近五年中国将国企改革作为重中之重。而中国联通引入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被视为打响了央企混改第一枪,随后也有中国黄金济源黄金珠宝有限公司、中国铁路总公司纷纷跟进披露混改新动向。
但外界舆论认为,虽然中国联通的混改是央企改革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中国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界限进一步模糊。研究公司TS Lombard的分析师们在评价这家中国第二大移动通信运营商时说,「相反,这是中共将影响扩展到私营部门的最新迹象。国企改革从私营部门吸走了资源。」
除了混改受到外界质疑外,环保限产也引发舆论对「国进民退」的担忧。有观点认为,环保督察大量关停了大批民营企业,如果未来的中上游行业只剩下国企,那么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效率将会下降。
而「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任务,「三去一降一补」对传统过剩产能行业的重塑,在数据上也被指沦为新一轮的「国进民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业企业的盈利改善,但国企改善较明显,民企改善较弱。
官方公布的数据也显示提振民资仍刻不容缓,2017年1-8月中国民间投资增速降至6.4%,若从单月看,8月份同比增速降至3.0%。民间投资增速在短短五年时间内从35%以上的增速降至单月3%的水平。
与「国进民退」同样值得警惕的是「政进市退」。
北京政经观察人士认为,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是为了给市场规律更好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但越来越多使用行政手段,例如环保去产能持续加码,存在一些「运动式」现象,不少小企业直接关停,根本没有「活路」,这使得供给直接从「过剩」转向「短缺」,大幅推高了商品价格。
通过行政手段减少供给或需求,从而扭转经济周期,与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显然背道而驰。防止管制、干预式的「计划经济」借尸还魂、防止「运动式」、「风暴式」调控重演,是十九大后新一届政府亟需注意的问题。
改革竞赛新元年
对于「后十九大时期」的中国而言,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目标达成的诸多重要节点。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正是承前启后关键节点,完成十九大重要人事布局之后,进入新一轮改革视窗期的中国,欲推动经济进入下一个大周期,须改革开路、制度破冰,摒弃GDP竞赛,开启改革锦标赛。
建立新型的政商关系可谓首当其冲。十九大前中共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肯定」企业家的地位和作用,向三方面喊话--企业家、政府和社会,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生态。十九大后,培植新型政商关系、提振企业家信心的更多实质性措施应陆续有来。
此外,搞好混合所有制,让利於民营资本,开大门缝让民企获得更多投资机会,从而带来经济新增长动能也不容怠速。在此之前,不少非公领域开放政策均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地带,有的更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非公经济是中国经济最强劲拉动器,对中国经济稳增长、促就业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后十九大时代,对民资开放应由空喊口号变为真枪实弹。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下一步的重点应是破除制度门禁,纠正结构性失衡问题。以财税体制改革为切入点,落实简政放权,倒逼行政体制改革,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应成重中之重。
在改革的关键部位进行实质和关键性突破,防止改革政策空转,在法治化和市场化的轨道上推进改革,最大限度节约改革成本和分担改革风险,是站在新一轮改革起点上的中国「改革大剧」的题中之义。
中国改革的进程从不会一帆风顺,但如果改革举步不前,无疑会进一步加剧经济风险,从而令累积的问题积重难返。改革没有回头路,只有坚持改革方向不动摇,在供给端、需求端和改革端「三端发力」,中国经济才能固本培元,迈入经济成长新高地。
编注:本文由香港《镜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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