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在省艺专任教的日子

 

 

 

1 干校重新分配工作

1972年春天，林彪事件已经过去半年，这件在世界范围都脸面扫地的政治丑闻，在国人心中引起的震撼和困惑，已经逐渐烟消云散，人们在意识到自己被愚弄以后，都不想再当傻瓜，期待开始过一种新生活。但新生活在哪里？

省五七干校一大队四连（即原省文化局）领导班子在我的抵制和坚持下，被迫对我的审查结论做了一改再改，最后由省五七干校一大队肖军代表出面，征求我的意见，并要求我在审查结论上签字。

我虽然觉得自己受了迫害，没有给我赔礼道歉，也没有在原省文化局群众中给我恢复名誉，心里十分委屈。但肖军代表一番话，让我委屈情绪得到很大缓解。

他说，在革命队伍中，对干部进行审查，已经是一种传统。在审查过程中，有的人受的委屈比你还大——隔离审查，不准回家；拍桌子瞪眼，甚至搞逼供信……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你的问题，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经过内查外调，终于搞清楚，写的结论没留什么尾巴，对你以后的工作，只有好处，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

我觉得肖代表讲得有道理，因为从延安时期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冤死的人无计其数，便在审查结论上签了字。

肖代表又说，根据你的愿望，上级研究决定，分你到贵州省艺术专科学校去教书。你还有什么意见？

不错，就工作分配问题，肖代表曾经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当时曾经表示，我的情况不适合在党政机关工作，因为我不是党员。但内心真正的想法是，经过六七年的亲身体验，使我认识到，党政机关里的干部，只有像刘培华和娄广华一样丧尽天良，才能站住脚，才可能往上爬；你要是做一个正直的人，坚持说真话，或是你出身成分不好，你即使夹着尾巴做人，在这些机关你也很难混下去——运动一来，弄不好，随时可能被整到劳改农场去。所以，对我来说，只适合去搞业务。

搞什么业务呢？在这种政治运动不断的社会里，远离政治，搞纯技术最好，可我不是学理工的，我学的专业是戏剧文学。这个专业强调为政治服务，动辄犯错误，假如出了问题，再和家庭出身一联系，问题就更严重……想来想去，觉得自己高中三年英语课学得还认真，只要有教材，在这个穷乡僻壤给初中学生上英语课，还是可以混饭吃的。因此，我向肖代表提出，是否可以分我到中学去教英语？所以我问，到艺校让我教什么呢？

肖代表说，至于教什么课，由省艺校的领导来安排。

就这样，从1965年走出中戏校门，来到贵州，文化大革命折腾六七年，终于开始搞业务了。那年我已经34岁。

 

2 破败的省艺校

省艺校离贵阳市中心不远，骑自行车出城往南去花溪方向，还不到太慈桥，大概一刻钟就可以到艺校。

为了到艺校上班，我们夫妻勒紧裤腰带，买了一辆自行车。

去艺校报到那天，正是初春季节，天气晴朗，马路上车来人往。“一打三反”和“清队”运动曾经使我心灰意冷，而林彪事件又进一步使我的理想信念破灭。那些日子，我曾经变得十分颓唐，心想我这一辈子还能干什么？无非养儿育女，了此残生。没想到，离开省文化局以后，一种新的生活即将在我面前展开……

可是，当我走进艺校大门，我的激动心情马上烟消云散。因为作为省艺术专科学校和我想象中的样子，简直差别太远。走进校门，只见整个校园里面没有绿树，没有花坛，到处高低不平，杂草丛生，一片荒凉景象。再看艺校大门里的收发室，里面摆着一张陈旧的课桌和一把椅子，室内空空荡荡。收发室对面不远处，是十几间低矮的平房，就像北方乡下农民住的土屋，人说那是教师宿舍。再往校园里走，下个小坡，是一个篮球场，篮球架陈旧不堪，而在篮球场的另一端，正在盖一栋独门独院的宿舍，听人说，那是专门为文革前调来的校长刘大嵩一家盖的“校长院”，尚未完工。篮球场的南面稍微像样的一栋建筑是四层教学楼。而篮球场的东面，是类似工棚一样的学生食堂。再往东是三层红砖楼，人说那是学生宿舍。

 

整个艺校，从校园里的一片荒凉，到宿舍和教学楼建筑的陈旧，使我不免想到，这难道就是贵州省的艺术专科学校？贵州的艺术人才就在这里培养？从贵州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十五六年的时间，莫非贵州的贫穷落后面貌依然像解放初期？面对艺校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我对贵州的贫穷落后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经询问，我在教学楼三楼找到艺校办公室，敲门进去，只见一个中年男人戴副眼镜，坐在办公桌前，他就是办公室主任李祖楠。李主任看了我一眼，面无表情，我说是来报到。他接过干校给我开的报到函，打量我一眼，说你的档案已经从干校转过来，经校领导研究，决定你到我们学校文化课教研室，由教研室负责人蒋大鹏老师给你安排教学工作。说着，就派坐在他对面的一位姓孙的女同志带我去找蒋大鹏。

从三楼的办公室走下来，向东绕过学生宿舍楼，蒋大鹏就住在学生宿舍后面的两间小平房里，小孙敲门，只见一位瘦瘦的中年人开了门，小孙对他说，这就是从五七干校分来的潘老师，李主任说，你可以把情况向潘老师介绍一下，说完转身就走了。

蒋大鹏把我让进他的宿舍，让我坐在一个方桌旁的椅子上，对我说，我们教研组已经得到通知，听说你要来我们组，大家都很高兴。现在的情况是，学校还没有开学，音乐舞蹈班和京剧班正在招生。他又说，文革前，学校还有一个黔剧班，现在，参加文革的学生都已经分配走了。他说，你分到我们文化课教研组，我们负责给初中班上文化课，学校还有一个高中班，由贵大毕业的一位老师负责。经小组研究，决定让你给京剧班上语文和数学课。说着，还把已经准备好的教材发给我。最后，他说现在学校里除了招生，没有其它什么事，你每周五上午来学校参加政治学习，来看看有什么事情，其余时间可以在家里备课。

就这样，我成了贵州省艺术专科学校的一位正式教师。

 

3、走进艺校以后

通过每周五的政治学习，我认识了文化课教研组的几位教师。在文化课教研组里，有三个男性和四个女性共7名教师。男性教师除了临时负责人蒋大鹏以外，还有一个姓张的中年教师；四个中年女性的姓名是屠秀珍，李曼兰，另一个姓孟，年纪稍小一些大家叫她小黄。我们7个人负责两个京剧班和一个舞蹈班的初中语文、数学和政治课的教学任务。

每次政治学习，都由蒋大鹏主持。蒋大鹏比我年长几岁，他性格温和，说话细声细语，看来是个脾气很好的老好人。所以，我们的政治学习就完全不像在省文化局那样正儿八经，在那里大家发言都是报纸腔和社论调，言不由衷。来到艺校，蒋大鹏主持每周五的政治学习，除了读中央文件或报纸上的社论文章以外，大家往往是坐在一起闲谈聊天，实际上是大家交流社会新闻，或是学校情况，我们三个男老师常常是坐在旁边很少讲话，听四位女将的发言。

在四个中年女教师里，屠秀珍和我一样，听口音就知道是从北京来的。所以，在偏僻落后的贵州，屠秀珍对我有一种老乡见老乡的热情和友好。屠秀珍的年龄大概比我大一些，长得个子不高，腰宽体壮，样子十分精明。她就住在学校的教学楼里，丈夫在贵州广播电台工作，她有一个胖胖的儿子尚未到读书的年龄。

屠秀珍知道我住在城里以后，她就经常把一个辞海大小的塑料桶交给我，让我帮她从市内给她买酱油。当时贵阳人都喜欢到味纯园专卖店买酱油，因为这家的酱油味道好。这样，一来二去，屠秀珍就和我接触多一些，成了沟通交流的朋友。

从屠秀珍那里，我了解到，艺校在文革初期学生造反闹得很凶，特别是京剧班的学生，在北京南下串联的红卫兵煽动和组织下，打校长，斗老师，把学校搞得天翻地覆。所以，现在学校变得冷冷清清，就像一场天灾人祸刚刚过去，大家在心灰意冷中，彼此变得十分疏远，不知道日子如何混下去。

 

一天，屠秀珍问我，你见过刘校长吗？我说，还不认识。

她说，经常蹲在校园土坎上抽烟的那个高个子黑脸膛男人，五十多岁的样子，就是刘大嵩校长。听说刘校长是个部队干部，打仗很勇敢，没多少文化，南下到贵州以后，开始在赫章县当县委书记，娶了原来国民党时期伪县长的女儿做老婆。他是山东人，听说家里原来有老婆，好像是离婚没离家。屠秀珍又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组织部门在文革前把刘大嵩这样一个部队干部调到艺校来当校长，他既没有文化，又不懂艺术，这不是外行来领导内行吗？看来，屠秀珍属于心直口快那种性格。

来到贵州以后，我渐渐知道，在贵州的省级和市级机关，许多领导人都是“南下干部”。所谓南下干部，是指1950年从北方随部队进入贵州，完成剿匪任务以后，就转业到地方，根据他们在部队的级别，转业到地方以后，上至省委省政府领导，下至各单位的头头脑脑，大小都是官。但我还第一次知道，像刘大嵩这样的部队干部，也来艺校当校长。刘大嵩在部队可能是个团级干部，因此转业到地方，就是县级领导。

屠秀珍还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开始，艺校的造反派把刘大嵩揪出来关进牛棚，没好久，赫章县的造反派就来贵阳，把他揪回赫章进行批斗。跟着一起去赫章的艺校造反派回来讲，刘大嵩在那个贵州最穷的县里，简直就是个土皇帝，说一不二。回来的人讲，赫章县城外有一片水田，每到夏天，水田里的青蛙叫声一片，弄得刘大嵩睡不好觉，他就命令县城里老百姓半夜里起来，到水田里去打青蛙，你说他像不像土皇帝？

经屠秀珍这么一介绍，我每次来艺校开会或参加政治学习，都开始注意校园里有没有一个黑脸膛男人。果然，在篮球场旁边的土坎上，经常有一个黑脸大汉蹲在那里，口里叼着一直香烟，双眼注视着篮球场那边尚未完工的“校长院”。他那样子就像一个老农民，在望着自己地里的庄稼，即使有学校的教师或工作人员走过他面前，他也目不转睛，理也不理。我心想，这个山东大汉，在部队里大概是个狠角色，能打仗，升了官以后，对手下战士可能就是这个样子，满脸冷酷无情。下到地方，当了县委书记，自然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土皇帝。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现在他的脸上除了冷酷无情以外，又增添了仇恨和傲慢，即对造反派的仇恨，对手下人的傲慢。因此，我开始担心，假如他刘大嵩知道我曾经是省文化局的造反派，将来会不会整我，或者给我小鞋穿？

不过，屠秀珍告诉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打击，现在刘大嵩已经懒得管学校的事情，他唯一的愿望就是盼着早点把他的校长院建起来，全家人搬进去住新房，估计他已经离退休没有几年了。

艺校还有一位叫朱石麟的副校长，屠秀珍说，朱校长是搞音乐的，他主要是负责音乐班的教学。朱校长家住市内，有他的课，或者有事情，他就来学校，平日也看不见他。他在运动初期也受到造反派的冲击，情绪受到很大影响，除了上课，学校的事情他也懒得管。现在，学校里行政上的事情，就是李祖楠和小孙在负责。

 

4、学习给学生上课

在大学读书期间，我曾经多次下乡参加“整风整社”或“四清运动”。在农村生产队，面对男女社员，我已经学会给他们宣读中央文件和滔滔不绝地宣讲文件精神。我想，来到艺校给京剧班学生上语文课和数学课，只要有教材，无非是小菜一碟。

没想到，这些京剧班十一二岁的男孩子和女孩子，他们和农村男女社员不同，农村的男女社员都是成人，和他们打交道，只要不摆架子，大家都是客客气气，不会有什么问题；和这些京剧班的小孩打交道，我一点经验都没有。他们都是小学还没有读完，就招来学京剧。这些孩子一般都性格比较活泼，喜欢打打闹闹，上专业课都还认真，觉得好玩；而对文化课有些孩子就不太感兴趣。所以，上课时，我发现他们精神不太集中，特别是一些男孩子，常常彼此动手动脚，或者交头接耳，或者彼此丢纸团，有的还离开位子，在课堂上走来走去……

我把这种情况反映给蒋大鹏，他说，这些京剧班的孩子都是这样，文革初期，京剧班的学生闹得最凶。现在，我们接受文革的教训，只能哄着教。屠秀珍的看法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上课要先整顿课堂秩序，给学生规定几条，不准乱说乱动，影响别人。我觉得屠秀珍讲得有道理，决定要先把课堂秩序整顿好，不然，教学就没有效果，等于误人子弟。

不过，在开始整顿课堂秩序前，我决定先看看蒋大鹏和屠秀珍是如何上课的。经两个人同意，我分别在他们上课时，坐在教室后排，听他们二人如何讲课，看学生的课堂纪律如何。蒋大鹏给京剧班的孩子上政治课，我发现他对学生就像幼儿园阿姨对五六岁的孩子一样，的确以哄为主，客客气气，婆婆妈妈，一副好脾气。结果学生听课不认真，有人在课堂上悄悄讲话，有些男孩子离开位子，或借车笔刀，或去掏别人的口袋等等。蒋大鹏只是平心静气地说，请同学们不要随便离开座位，请同学们翻开第9页，请同学们注意听……我想，这是不是文化大革命学生造反留下的后遗症？

听屠秀珍给京剧班上课，只见屠秀珍的讲桌上放一个竹条做教鞭，课堂秩序不好，她就用教鞭抽打黑板或讲桌，在响亮的教鞭声中，在屠秀珍凌厉的目光下，学生马上变得非常安静。但看得出来，学生对学习内容好像仍然兴趣不大。

听了蒋大鹏和屠秀珍两位老师的课以后，我决定要像屠秀珍那样，上课对学生要严格要求。我首先向学生宣布几条课堂纪律，诸如不准随便讲话，不准交头接耳，不准随便离开座位在教室走动，不准在课堂吃东西等等。并且说，谁要是违背这些课堂纪律，我就取消他的听课资格，让他出去。讲完之后，我问课堂里的学生：“听清楚没有？”回答我的是一片沉默，大家都不表态。没想到，这些十几岁的孩子，还有点不好对付。不过，我决定把整顿课堂纪律继续进行下去。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第一个受到我的惩罚的，竟然是一个小女孩。那天是上语文课，为了活跃课堂气氛，使学生精力集中，我要求学生轮流读课文。就是说，课文由学生读，每人读一段，从坐在前排的同学开始。为什么要这样？我告诉学生，学京剧表演艺术，在台上的功夫包括唱念做打，其中唱功和念功都需要平日训练，读课文就是训练咬字清楚，发音准确，声音洪亮，声情并茂。学生听了以后，开始一个接着一个读课文。大概是轮到第5个学生时，她说“我不读”。问她为什么？她沉默，过了一会，她又说嗓子不舒服，有点感冒。

事情到此，我本来应该给她一个台阶下，课后再找她个别交谈，了解她不读课文的真实情况。但当时我年轻气盛，没有经验，教育理念也有问题，觉得自己的师道尊严被冒犯，就厉声质问她，为什么不早说？还说，你如果不想上我的课，可以离开课堂。这个女孩个性比较强，她站起来就往教室外面走，并且说，是你叫我走，对吧？我说，是我叫你走，而且你可以永远不来上我的课。这个女孩就毅然离开教室，出门把教室门哐地关上，扬长而去……

课堂气氛一下子变得十分尴尬。

 

5、政治风云再起

林彪事件以后，全国陷入一片惊慌和混乱之中，毛意识到自己搞得文化大革命已经破产，在沮丧和痛苦中，他接到邓小平在江西写来的信，考虑再三，决定重新启用邓小平来收拾烂摊子。于是，1973年3月10日，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邓小平复出后，在听取了教育部门领导和教育专家的意见以后，对1971年开始实行的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的内容，试图重新恢复用知识选拔人才的老办法。

“四人帮”一伙不甘心手中权力被邓小平夺走，于是在中共上层又卷起新的政治风云，这就是张铁生和黄帅事件发生的背景。

张铁生事件，我是从教研组的政治学习中知道的。文革初期，大家都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全国的运动形势，每天听广播，千方百计找报纸读，或者互相传阅红卫兵印的小报和传单；而在林彪事件发生以后，大家普遍不再对政治感兴趣，除了干本职工作，除了柴米油盐和老婆孩子，大家都无心去看报或听广播。但有些关心社会政治和国际形势的人，则千方百计秘密收听外国广播电台的广播……

大概是1973年夏天，那天，文化课教研组按惯例进行政治学习，内容是由《人民日报》转载，并加编者按语的张铁生给领导的信。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写他由于抓农业生产，没时间准备，所以对许多考试题目回答不出，希望有关领导能够考虑：究竟是录取那些埋头读书，一心想考大学的人？还是选拔像他这样热爱农村劳动生产的年轻人读大学？等等。

由于通过网络可以查阅当年张铁生事件的真相，因此在这里，笔者把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张铁生信的编者按引述如下：“张铁生同志是一九六八年的下乡知识青年，共青团员，现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接着，同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另加编者按：“七月十九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一位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并为此加了编者按。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读完报上登的张铁生给领导的信和编者按语以后，主持政治学习的蒋大鹏说，大家可以就报上文章内容议论议论。开始，大家都不发言，沉默一会，心直口快的屠秀珍说，头两年是采用“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法上大学，听说在推荐过程中一些干部子女开后门的情况严重；而且那些工农兵学员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进入大学以后，课都不好上。现在增加了文化考试，又说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复辟，那么今后上大学怎么个上法？

屠秀珍讲的可能是大家心里的共同想法，谁也无法回答。过了一会，李曼兰说，咱们中专老师，招生考不考试是领导的事情，我们只管上课就行。接着，大家开始议论艺术专科学校招生应该怎么招？如果京剧班取消文化课的考试，学生会不会更不愿意学？等等，而对什么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这些抽象理论问题，大家不再感兴趣。

没过几个月，中国又出了一个黄帅事件。这个事件和我们文化课教师的教学就有直接关系了。

那是1973年底，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班主任布置全班学生写日记，要求大家要写出自己的心里话。黄帅9月7日的日记写道： “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班主任看了这篇批评自己的日记后，说黄帅“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于是，接下来两个多月，班主任老师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不要跟着她学，要和她划清界线”。

黄帅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便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她信中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可是近两个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四人帮一伙制造张铁生事件以后，觉得力度还不够，要在教育界继续树立一个“反对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于是黄帅的日记和信又被选中。《北京日报》把日记作了摘编，并在1973年12月12日加了编者按语公开发表。《人民日报》12月28日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几天之内，黄帅又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

黄帅事件，给我们教研组的老师震动很大。大家在座谈讨论时，开始是分析黄帅和班主任老师谁是谁非，觉得黄帅的班主任老师的确有问题，不应该对一个五年级小学生的意见采取打击报复的手段。但黄帅把自己和班主任之间的矛盾捅到报社，被拿来大做文章，把黄帅树立为“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这又有点让大家感到莫名其妙。也就是说，大家按常情常理来分析判断这个事件，谁是谁非清清楚楚；可是，一提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谈，大家就感到自己的觉悟跟不上了。

不过，大家最关心的是：当老师的对学生应不应该教育管理？究竟应该如何教育管理？另外，老师在学生中要不要树立威信？如果取消了“师道尊严”，新型的师生关系又怎样建立？……总之，我们以后的课怎么上？学生怎么教？大家一时困惑不解，无所适从。

另外，现在连小学生都动不动给报社写信，报社接到黄帅这样的信，就上纲上线，提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角度来分析批判，这样下去，当老师的谁不提心吊胆？谁还敢认真教课？

果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让黄帅到处演讲，在教育战线上大做文章。中国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许多地方也树立了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学校对学生的严格管理被指责为搞“复辟回潮”，许多学校出现了官员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

黄帅事件，尤其使我惴惴不安。因为我在课堂上对那位不愿意读书的女孩的做法，也犯了和黄帅的班主任老师一样的类似错误，那就是处理方法简单，态度粗暴，没有尊重学生，伤害了学生自尊心。如果京剧班那位被我惩罚的女生把我情况告诉家长，家长又有些来头；或者是把事情写信给报社，报社同样也刊登出来，我不是也同样要成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吗？而且，在“一打三反”和“清队运动”里，我刚刚被整得心灰意冷，现在再被整，我这一辈子不就彻底完蛋了吗？想到这里，我直出冷汗！

我想，看来自己没有上过师范学校，对普通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知识十分欠缺，性格又十分急躁，特别是和十几岁的孩子打交道，我一点兴趣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不适合当教师的。想来想去，我觉得自己更适合和成人打交道，特别是和一些文艺青年，我更容易和他们找到共同语言。想到这些，我决定换个单位，离开学校。

1974年初春，听说省群众艺术馆的《贵州文艺》需要编辑，凭我的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这块牌子，很顺利调进这个编辑部，从此我成了这家文艺期刊的一名编辑。

 

6、尾声

艺专两年的任教日子结束以后，对于艺校的情况，我不再关心。但几年后，我在市内河滨公园偶尔遇见屠秀珍，她正在带着独生儿子逛公园。我和屠秀珍站在儿童运动场旁边，谈到艺校情况，她告诉我，我调走以后，校长刘大嵩很快就住进校长院，可能是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对学校的事情基本不闻不问。住进校长院没过多久，他突发脑溢血去世，还没到退休年龄。

另外，她还告诉我，音乐班的教师张雅琴也患癌症去世，死的时候很年轻，不到40岁。关于张雅琴我也有些印象，她同样是65年从四川音乐学院毕业，学的是大提琴专业，毕业分配到贵州以后，在劳动实习期间，爱上哈尔滨音院声乐系毕业的大杨。这位大杨长得高大帅气，有点像老外，大家背后猜测，他是不是混血儿？屠秀珍曾经告诉我，这个大杨脾气很大，结婚后，曾经打过张雅琴。在一个秋末冬初的寒冷天气中，我曾经亲眼看见张雅琴一个人冒着蒙蒙细雨，在教学楼下往楼上搬运过冬用的块煤，她的头发都被细雨和汗水浸透，贴在额头。我当时心想，她丈夫大杨为什么不来帮忙？我也曾经透过打开的窗子，听到过张雅琴演奏的大提琴悲怆的琴声。这些琴声如一个男人在思考，在倾诉，琴声不禁使我联想到自己的遭遇，差点流出泪水……

由于我没有住在校内，对于艺校的情况了解不够深入具体，两年艺校任教的记忆，也只能向读者介绍以上这些，供人们了解当时的时代特点。

                                                                                                                                                             2017/12/16完稿

                                                                                                                                                             2018/1/12改定

 

附注：关于张铁生和黄帅，根据网上维基百科提供的资讯，二人的遭遇如下：

（一）张铁生：“1977年9月，中共中央37号文件将王、张、江、姚专案组编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下发全国，其中公布有“新生反革命分子张铁生的材料”，包括“白卷”影印件，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张铁生的审查情况报告。报告中称，经审查证明，张铁生是“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和亲信毛远新等人一手炮制的假典型、真右派，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打手。报告列举张铁生“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要事实后下结论称：“大量的确凿的事实证明，张铁生是一个死心塌地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报告最后列出张铁生生父的历史问题，以证明张铁生成为现行反革命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

1983年3月，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张铁生反革命案。在审理过程中，张铁生没有委托律师辩护，并拒绝法院为他指定辩护人。在辩论发言时张铁生表示，自己只是个不明真相的“小将”，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犯了应当被宽容谅解的“错误”。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张铁生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刑期自1976年算起。张铁生不服判决，以没有反革命目的、构不成反革命犯罪为理由，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

   张铁生刑满出狱后，和苦等他15年的同学董礼平结婚，并通过努力创业，成为亿万富翁。网上的有个材料十分丰富。

（二）黄帅（1961——2017）：“1976年四人帮遭逮捕后，黄帅也受到波及，其父被抓入监狱，丢掉了工作和中共党籍。1979年，黄帅以总分320分考入北京工业大学，但消息一经报道后，其入学资格便受到了广泛质疑。最后，在胡耀邦的亲自批示下，黄帅才得以进入大学学习。1984年，黄帅又上书胡耀邦，请求为其父亲平反，后在胡耀邦的支持下获得成功。

1986年，黄帅赴日本留学，199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1998年底，黄帅回国就职于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黄帅已结婚，1996年育有一子。黄帅于2017年12月10日17点20分在北京朝阳医院病逝，享年5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