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回顾：从校花到囚徒(一)

前言

本文原题目为《一个女大学生的沉沦》，写中戏戏文系一位女大学生在1964年毕业后，被分配到祖国大西南的贵州，由于思想和性格原因，婚姻没有处理好，文革中岁月蹉跎，最后交友不慎，跌入法网，被判刑三年，出狱后失去工作，贫穷潦倒，晚年十分不幸。想起她的遭遇和命运，心中感慨良多，经常思考人的前途命运问题，于是在十多年前，根据自己对这位师姐的了解，撰写了此文。

来到多伦多以后，在文学城博客上发表此文，读者有些反响；我的一位高校同事读了，也有些看法（见附录），引起我对文本本身的思考。对这位同事的看法，我也做了回复（见附录），阐明了我的创作思想和美学追求。

关于文章题目的选择和推敲。首先查阅词典中对“沉沦”的解释，为“陷入罪恶的，痛苦的境界”，那么，这位女大学毕业生算不算“陷入罪恶的”境界？事情似乎不完全是这样。经过斟酌，觉得题目改成《她的前途是怎样断送的》，觉得还贴切。可是，当我把这篇故事内容口述给《大中报》老板贾先生以后，贾先生说，题目叫《从校花到囚徒》更引人注目，于是，就有了现在的题目。

另外，这位女大学生的故事是从文革前开始，故事的内容又延续的文革以后，似乎不是一篇专门讲述文革故事的文章。但仔细一想，假如没有文革十年的特定环境，假如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这位女大学毕业生恐怕又是另一种样子，至少不会成为劳改犯吧？因此，从主观上看，是性格决定了她的命运；从客观上来看，说特定的社会环境影响了她的人生，也不是没有道理。

下面我就开始讲述这位女大学毕业生的故事。

一

这位女大学生的名字叫徐婉丽（化名），她高高的个子，如月亮一般的圆脸盘，漂亮的脸上常常挂着微笑，即使在艺术院校里，在表演系美女如云的校园里，她的容貌和气质也应该算相当出类拔萃。

当时在大学校园里，我虽然没有暗恋她，但也禁不住想，法国作家莫泊桑说过，女人的美丽和聪明就是她们的出身，温柔的性情和娇媚的姿容，就是她们的资本。尽管当时毛泽东的阶级论弥漫于整个社会，干什么都讲究出身和成分，可是在现实生活中，那些有地位有权势的人物找老婆，却往往不像人事干部那样头脑僵化，他们更看重的是女人的姿容和教养。如谁都知道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就是资本家的大小姐。所以我想，徐婉丽将来不是高干的妻子，就是个将帅夫人，前途不可限量。

徐婉丽比我高一班，是戏文系64届的毕业生，早我一年走出校门，应该算我的师姐。六十年代的中戏，左的气氛十分严重，不知学校是不是有意惩罚她，还是由于其它什么原因，徐婉丽64年一毕业，就把她分到贵州。我这样说，主要是因为当时校方的分配原则是：出身好表现好的分到一流的大城市和好单位（如部队或电影制片厂等）；表现一般的分到一般省份；只有表现差的，才分到比较贫穷落后和比较艰苦的地方，说是去“锻炼锻炼”，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对于徐婉丽的分配，我一直感到有些意外。

当然，我那时还是一个热血青年，书生意气十足，天真地认为，一个大学生分到什么地方并不是非常重要，重要的是他或她是否有事业心。所以，我在这里所谓“惩罚”主要是指，从徐婉丽来看，她在学校里虽然政治上不红，学习不够刻苦，有点贪玩，但似乎也没听说她有什么离经叛道之处。她的家庭出身应该说没什么问题：母亲是中学教师，父亲是大学老师。虽算不上革命家庭，但总不是地富反坏右吧。另外，在校期间，记忆中我虽然没和她讲过话，更谈不上有什么交往，但看她与同学交谈时那神情笑貌，觉得她为人还随和，没有漂亮女人的那种矜持和傲慢，更不像随便得罪什么人的那种角色。

还有，印象中，经常见她和另一个叫孙晓薇的同班女同学往外面跑，说是去电影学院听课。在大学里，课后的时间，只要不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按说这也算不上什么问题。因此，把她分到贵州，有点难以理解。（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