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治疗：我们的社会是如何试图用药控制女性情绪的

 

《环球邮报》不久前发表了小说《歇斯底里》(Hysteria)的作者Elisabeth de Mariaff撰写的一篇观点文章。

 

Mariaff在文中称，她在15岁时曾因罹患进食障碍症住了一个月医院以恢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试图开始恢复自己的身体。当时她一直住在青少年病区，现在她回头想想自己当时最需要的似乎就是休息。在那一个月里，Mariaff的确得到了很好的休息，尽管病房里的室友有时候会更换，但她在那段时间里终于有了喘息的空间，从而可以理清楚一些事情。这并不是瞬间治愈，关键在于时间。

 

在那一个月里，Mariaff每周有一天是去见职业治疗师，还有一天是见心理专家，她当时没有服用任何抗焦虑或抗抑郁的药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时，Mariaff正值青少年时期，那时候这些处方药还很少用，她得到了充分休息，得以出院并且恢复得很好，没有人认为她不能恢复健康。

 

但是，Mariaff不知道如果自己现在是15岁并且同样罹患了进食障碍症，是否还会得到同样的治疗。历史表明，女性一直更有可能被诊断罹患精神疾病。而在20世纪和21世纪，医生们在作出这些诊断的同时常常会伴以药物治疗。因此，相关药物治疗给女性带去的压力和限制，以及可能造成的心理健康影响都值得人们思索。此外，我们现在是否一直在为有需要的女性提供正确的治疗方法也同样值得思索。

 

在过去三年里，Mariaff一直在研究上世纪50年代的文化，尤其是关于女性的文化，以及当时迅速发展的抗焦虑药物行业，并据此写出了一本名为《歇斯底里》的心理惊悚小说。这本小说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抗焦虑药物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期直至现在的发展历史。

 

在上世纪40年代末，一位出生在波西米亚名叫弗兰克•伯杰（Frank Berger）的科学家在努力研究青霉素长期存放的防腐剂时，偶然发现名为甲丙氨酯（meprobamate）的药品有安定作用。之后，名为Miltown的甲丙氨酯新药上市销售，这也是第一种商业化的安定药。伯杰的发现导致精神病治疗领域发生彻底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催生了我们所看到的精神药物产业。和之前的镇静剂有所不同的是，这些新安定药物的使用范围已经远远超出医院和相关机构。Miltown是在1954年上市，到1956年中期时，在每20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曾尝试服用这种药。

 

在好莱坞，一些高档贵宾室甚至提供含有Miltown的鸡尾酒，比如Mil-tini就是用马丁尼酒加Miltown药丸而不是橄榄调成的鸡尾酒。电视明星米尔顿•伯尔（Milton Berle）就非常喜欢喝这种鸡尾酒，他甚至想把自己的名字改成“Mil-town” Berle。《财富》杂志1957年报道称，实际上镇静剂在美国各地都占据了同样的市场份额，无论是在小城镇还是大城市都是如此。现在，Miltown已经是全美销售量排名第四的处方药。

 

有些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Miltown，这很可能是因为抗焦虑药行业发展迅速，Miltown在上市几年后就被下一代新药Valium取代。你或许听说过Valium，但你可能并不知道就像Valium一样，Miltown及其同类安定药物都是特别针对一个细分市场：女性市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在疯狂宣扬一个新理念：女性回归家庭。因为在大量男性回归职场之际，国家必需寻找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缓解就业市场的压力。于是，政府开始鼓励女性尽早结婚，并生育更多孩子，而这与过去三十年相对更独立自主的女性形成鲜明对比。在此期间，Miltown和Equanil这两种像是双胞胎的药物每天都会出现在女性杂志上，其中有的是在广告栏，有的是在生活专栏。

 

新的镇静剂被吹捧为能帮女性摆脱困境的万能药。据《财富》杂志称，除了能够帮助疲倦、无聊、情绪低落、丧失活力、怀孕以及感到焦虑的家庭妇女，这些镇静剂甚至还可以用于治疗性冷淡。《财富》杂志的报道称，尽管这些药物本身并不能提高性欲，但却可以让女性更乐于接受伴侣。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药物还可以用于治疗女性性欲亢进。因此，这些药物向丈夫传递的信息很清楚，那就是无论你的妻子是性亢进还是性冷淡，都可以给她服用镇静剂。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改变情绪药物的营销对象一直瞄向女性，但是当Mariaff和圣约翰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的执行理事珍妮•赖特（Jenny Wright）谈及此事时，赖特特别指出实际上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女性都还没有参加这些药物的临床测试，对此《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也曾做过报道。赖特称，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时，这些药物才开始做人体临床测试，但相关测试并未考虑女性的体重、身体构造、生殖系统和荷尔蒙变化。也就是说，虽然许多女性已经服用这些药物很多年，但却没有证据显示这些药物会起作用。

 

目前，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统计数据都显示服用抗抑郁处方药的女性数量约为男性的两倍。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努力消除对精神病的偏见，并确保每个人都能得到所需的帮助对于解决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但是在两年前，也就是Mariaff的两个孩子都已经上高中时，她又开始注意到一个趋势，那就是她的两个孩子几乎每次提及另一个女孩时，似乎都会说服她相信那个女孩的诊断结果，并会描述她用药的一些详细情况。如果这种事情只是发生在两个女孩，或者哪怕是五个女孩身上，Mariaff可能都不会这么担心。但是就像轶事证据所显示的，这好像已经成为一种风尚，现在人们似乎更想用药物控制女性的不羁情绪。

 

《加拿大精神病学杂志》（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16年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在2010年至2013年间，加国年轻人使用的抗抑郁处方药数量激增了63%，在此期间加国年轻人共接受了逾500万份抗抑郁药处方，此外还有460万份抗精神病药处方。Mariaff感觉很多女孩貌似都在服用此类药物，萨斯喀彻温大学的一项研究亦显示，在15-19岁女孩中抗抑郁药使用率最高，在研究期间相关处方率增加了14.5倍。

 

当Mariaff问自己快20岁的女儿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时，她回答称：“是的，貌似有很多女孩都在服用此类药物，还有一些人似乎像是在竞争，看谁吃得药最多，看谁好得最快。但是，在我所知道的所有服药的女孩中，没有一个是我认为不需要服用这些药物，或是她们自己认为不需要服用这些药物的，我认为她们真的需要服药。”

 

纵观历史，Mariaff认为人们目前的很多做法都与文化有关。当美国的科学家研发镇静剂和镇定剂时，纳粹德国的女性正被推销富含安非他明（amphetamine）的巧克力。在描述纳粹德国的成瘾现象的小说《烂醉如泥》（Blitzed）中，作者Norman Ohler称被称之为“柏飞丁”(Pervitin)的安非他明无处不在。因为当时的社会希望女性工作效率更高，而不是懒懒散散。加拿大2014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被钳闭的加国女性中服用精神药物的人数惊人，比例高达60%，在她们服用的药物中包括抗精神病药物Seroquel，这种药物的提倡者常常将其用作镇静剂。

 

如果女性接受了相关培训，从而将情绪视作需要修复的东西，她们是否有可能因此变得更加轻松，并会主动向医生寻求帮助？或者如果当前的系统接受了相关培训，从而认为女性的情绪需要修复，医生是否会因此更有可能建议女性用药？或许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女性的情绪要糟糕到何种程度才需要“修复”。

 

这也是圣约翰的赖特所负责的一个开创性咨询服务项目想要解决的问题。这个咨询服务项目名叫“就在这里，就是现在”（Right Here, Right Now），旨在向社区内的所有女性提供无需预约的现场免费咨询服务。赖特称，该项目不采取专家立场，而是认为女性就是自己身体的专家，并有自己的经验，该项目适用于想要谈论关系问题的女性，或是有严重心理健康问题或被诊断罹患多种疾病并需服用多种药物的女性。

 

一般来说，冗长的轮候名单往往会促使患者先接受咨询治疗，但即便是精神病专家似乎也认同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将药物治疗和咨询治疗结合起来是最佳的治疗方法。在《加拿大精神病学杂志》2016年公布上述研究结果时，该研究报告的主要作者Mina Tadrous就曾表示担心药物治疗可能会成为从未进行非药物治疗的患者的默认疗法。Tadrous称，用药并不是唯一的治疗方法。

 

那么，赖特负责的开创性咨询服务项目是否会带来改变呢？据赖特称，该项目会改变现状，因为很多女性需要倾诉的地方，她们需要和真正愿意倾听她们诉说，并愿意相信她们的人交谈。

 

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很熟悉，或许是因为这个咨询服务项目的理念反映了女性长久以来的心声，尤其是在以“#MeToo”为标签的反性骚扰运动开展以后女性的呼声更是不断高涨。

 

Mariaff现在每每回想起当年治疗进食障碍症的经历，都会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在出院一个月后，Mariaff告诉医生她想学芭蕾，当时她的父母对此极力反对，因为他们担心学芭蕾要瘦身会导致她再次患上厌食症。但是医生却告诉Mariaff，她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这也让她彻底放下了包袱。医生希望Mariaff进行自我康复，不要被疾病牵绊，因为15岁是“认同形成”的关键年龄。

 

现在，正是这种“认同形成”让Mariaff感到担心。因为Mariaff感觉很多人对相关诊断结果泰然处之，她担心一些年轻女性会因此根据现在被贴的标签去定义自己，因为她们无法像她当年一样拥有充分的时间和自由去恢复健康。此外，Mariaff还担心一些女孩无法得到支持，包括她们真正需要的药物。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尚没有明确的论点。在理想情况下，人们会为各个年龄段的所有女性提供适当的帮助，并且会认识到不同的女性需要不同的帮助。但是，Mariaff一想到一直告诫女性要控制好自己情绪的社会，和通过出售药物调节女性情绪而大赚特赚的社会之间形成和谐通融时，她就会深感不安。

 

在《为自由而生》（Born for Liberty）一书中，作者萨拉•埃文斯（Sara Evans）称有民调显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绝大多数女性（多达92%）并不想放弃有报酬的工作。虽然很多女性最终还是回归了家庭，但她们在很大程度上对此并不开心。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美国精神病专家乔纳森•梅茨尔（Jonathan Metzl）在《性别和历史》（Gender and History）期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女性不安定会导致男性采取行动。”

 

因此，在当时许多设计精美的女性杂志上都出现了向女性推销相关药品的广告。

 

现在，这一页历史已经引发强烈共鸣。在#MeToo运动发起不到六个月时，就已经招致第一波反对浪潮，在一些女性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坚持要求当局倾听她们的呼声时，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她们已经走得太远。而女性的不安定，也再次促使男性采取行动。

 

如果事实的确如此，女性可能的确有必要仔细审视自己将会接受的治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