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回顾：从校花到囚徒(八)

临走，徐婉丽一一和大家握手，我见她刚才脸上的笑意已经消失，变得有些伤感，在我们与她分手后，走了几步，我又回头和她招手，见她呆呆地站在那里，用手在抹眼泪……

 

六

 

徐婉丽刑满从劳改农场出来以后，曾经来过我家。她让我陪她去找晚报社长李世同。李社长原是贵阳市云岩区进修学校的教师，因为他在报上发表几篇文艺评论文章，这几篇文章都是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保持一致的，此人又是党员，就被提拔到报社当领导。我和他主要是在文艺评论工作者的聚会上，彼此见过面，点过头，握过手，彼此相互读过对方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但彼此并没什么交情。

“李社长，”在一个小巷里，我们找到他家，我说，“这是我的老同学徐婉丽，她的情况可能你清楚。她是一失足，跌了跟斗，出了问题。根据党的政策，能不能给她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就是说，让她复职，在报社接着干？”

李社长认真听完我的话，态度很谦和地说：

“徐婉丽同志的问题，是我来报社之前出的。由于这件事在报社引起很大震动，在社会上影响也比较大，所以我多少也知道一点。根据我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徐婉丽同志必须获得甄别平反以后，才能考虑复职问题。”他的这些话，自然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报社是共产党的要害部门，对这个部门的工作人员，政审向来是很严格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一个劳改释放犯，是无论如何也进不了这个衙门的。除非是过去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并且获得了平反。

“看来，李社长是不愿意帮忙。”从李世同家里出来，走在路上，徐婉丽沮丧地说。她不明白，任何在这个位子上的人，都会是这样回答的，除非是徐婉丽有靠山和背景。为了安慰她，我只能说：

“人一旦当了官，说话自然要谨慎，自然要讲原则。”

回到家里，我和妻子问她，刘志毅和她的两个孩子情况如何？她说，刘志毅肯定是幸灾乐祸，他不仅自己没到农场来看我，连两个孩子他也没让他们来。那么两个孩子呢？她说，小婷在读书，庆大不好好读，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显然，徐婉丽和我一样，从遥远的北京分到贵州，在这里并没什么背景，要把案子的性质翻过来，那是很难很难的。案子的性质不能改变，她的工作也就无法落实。

自从我陪她去找过晚报社长以后，她就再没有来过我家。最初，我以为她知道我没什么门路，自然不会来找我。可是时间一长，她几乎没了消息。有时我想，她究竟住在哪里？生活费怎么解决？是否去看望过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和刘志毅既然没办离婚手续，他们是否能破镜重圆？……所有这些问题，一直在我脑子里萦绕。然而，大家都在忙忙碌碌，都有自己的老婆孩子，一般没什么事情，彼此也就很少走动。

一两年后，我听人说，徐婉丽回山东老家了。她回山东老家，莫非在那里凭父母或亲朋好友的关系能找到什么工作？可是，有一天，我在公交车上，透过车窗的玻璃，看见马路旁有个五十岁左右的妇女，样子好像是徐婉丽。汽车很快一掠而过，我无法断定那个女人就是徐婉丽，但她的个头，她的身型，她的发型，却非常非常像她。假若真的是她，她为什么不再来我家？莫非我说错了什么话，伤了她的自尊心？或者我的神态、口气流露出对她的歧视？

总之，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偶尔碰到老于，他也不再提徐婉丽，仿佛她已经从贵阳真的消失了。

就在我退休以后，一天我院一位教授问我：

“你还记得气象局的陆晓梅吗？她头几天来我家，还问到你。她说，你有个同学叫什么丽？”

“徐婉丽吧？”

“对，徐婉丽。陆晓梅说她很可怜，和一个老者在一起，那个老者每个月只给她五十块钱，儿女也不管她……”看来，徐婉丽并没有离开贵阳，她依然生活在这个城市，只是她不愿意让人们知道她落魄的景况……

那么刘志毅的情况又如何呢？

八十年代中期，我曾经出差去赤天化，特意找到这个大型国有企业的工会办公室，实际上这个办公室也是刘志毅的卧室，很宽敞，但十分简陋。他见到我很高兴，谈笑风生，可是只字不提徐婉丽。他说，他的工作很有意思，他虽然经常接触一些性格活泼的女性，可是他在男女关系方面要求自己很严，作风方面过硬。又说，他已经过惯了单身生活，“一个人，快活得很！”他笑眯眯地说。（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