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用法律来惩罚那些流落街头的人

        

法律是管制和规范人类社会行为的“强制性规则或纪律”。在一个人类集体生活的环境里，没有了必须人人遵守和奉行的行为准则的“管制”和“惩罚”制度的话，人类就无法过平安有序和安全的集体生活。

 

人类的行为都存在着最为原始的和与生俱来的“自私自利”特征，乃至损人利己的“犯罪”意图。这显然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的“生存竞争本能”之一，只是在有最高尚智慧的人类社会中，这种行为就必须加以管制和规范，才能够保证人类过平安有序的集团生活。

 

人类虽然是最高级的动物，但他们仍然无法驱除自私自利的“动物性”。对此，人们实在没有对此加以谴责或抹杀的必要。当然，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更具有其他生物所没有的，对这种“惰性”的“自知之明”。因而，也只有人类才会以社会或国家立法的法律途径，来管制和治理人类这种极端自私自利，乃至触犯法律法规的社会行为。

 

这就是文明社会建立法律法制系统的原因和目的。它是治理，管制和惩罚不良行为的人类社会所公认的“司法和执法机构”。它迫使每一个人的社会行为，必须遵循着这一套法律法规所制定的规则而运行。要不然，某些违背这个法制系统的个人，就会按照犯法行为所导致的，对社会机制或他人的利益和权利损害程度的轻重和大小，受到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法律制裁或惩罚。

 

法律管制或遏制犯罪行为的具体执法行动，是通过法庭和法律制度的有序操作而运行，再加上警察制度的“强制性”武装执法行动的配合。

人类触犯法律法规的行为时有发生，也有轻重之别。当然，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下，刑罚制度也有严厉宽松和轻重之分。最原始的人类社会的刑罚制度，从极端不人道的死刑乃至酷刑，进展到现代化民主国家刑法制度的完全废除死刑，和依照人类所触犯的犯罪行为的轻重大小，而面临的不同惩罚的刑罚制度，由最先进的民主自由社会制度里最严峻的“无期徒刑”，到以不同数目的罚款方式“抵罪”的轻度社会违规行为等等，基本上都是以人道主义的原则为依据而确立起来的。

 

在像加拿大这样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法律法规，也是循着一条越来越讲人道主义的方向和途径发展。社会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人类的社会行为也在跟着改进和规范化，但是诸多非常轻度的触犯社会规范和公共秩序的行为，还是不但相当普遍，有时候也是难以避免的现象。

 

对于惩罚这些轻度触犯法规行为，加拿大有一套称作“最低限度惩罚”（Mandatory Minimum Sentences）的法规，它在前保守党哈伯政府时代，就已经存在。现任的联邦自由党政府在上次竞选时曾经承诺过要对此加以废除。可是直到它执政至今，却仍然存在。

 

其主要原因，是这套法规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为此，我们必须来探讨一下其实际内容，也包括惩罚法规者，处以“最低限度罚款”的条款在内。可是加拿大最高法庭，则正准备把它废除。其主要的原因是它的“违宪”性。

最高法庭认为，触犯这条法规者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露宿街头者，有轻度的精神病患者，或经常在大街小巷“神游”的无家可归者。如果光从这些人的行动和行为观之，显然是触犯，破坏或扰乱了市容的有关法规。

 

问题是，法律是对事不对人，它是不以犯罪者的经济地位，身体和精神状以及犯罪人社会层次的高低而施加惩罚，而由于他们的极端贫困的经济状态，法庭对他们所罚的款项，也只能够是象征性的，从几元到一元钱的象征性罚款而已。

 

即使如此，这些犯规者仍然无法付款，或根本对此不理，并继续上街游荡，或烂醉如泥地倒地到处游荡。因此，当他们被维持治安的警察或保安人员再次拘捕时，都会毫无例外地会被再次告上法庭受审，而其结果则是毫无疑问地仍然以“罚款”告终。

 

因此在不断受罚的过程中，不但无法付款，而且还继续再犯。他们中间的某些游荡者，已经欠下了高达好几万元的罚款。这实在是一种严重浪费法律资源的现象。至此，人们不得不问我们的圣神法庭，用这种罚款的方式，来惩罚或遏制那批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的法规，已经一再致命是毫无作用，也毫无意义。那么，我们的司法执法系统为何不选择一种更加有效，而又人道主义的解决途径呢？

 

那么，什么才是“最佳的解决办法”呢？有人提出，我们的政府，应该以在经济上和医疗保健上，拨款彻底解除这些为数不多的流落街头者的“三餐一宿”问题，那么所有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实际上以加拿大的富裕而言，这实在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加拿大并不缺钱，也具有丰厚的人道主义精神，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三级政府不照做呢？

 

这是人人都想提问，但大概也是永远也不会有答案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