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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毒牛奶到假疫苗,中国人的冷漠让人不寒而栗

来源: 大中报 王飞
 
 
大中报综合讯:根据BBC的报道,7月15日,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一份通告,但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通告称,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过程中存在记录造假等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行为。
 
7月16日,长生生物公司发布公告,称吉林省食药监局已收回长生公司的《药品GMP证书》,同时已按要求停止狂犬疫苗的生产。
 
长生公司的回应同样没有引起注意。一起可能涉及千万儿童的健康甚至生命安全的药品弄虚作假丑闻,似乎就准备埋没在行政公文里了。
 
李克强发声与官媒痛批

5天后,7月21日,自媒体《兽爷》发布《疫苗之王》一文,揭露奸商在疫苗生产过程中偷工减料、弄虚作假的行为。
 
文章像一枚重磅炸弹,引爆中国社交媒体。到7月23日周一,《长生疫苗事件》阅读已经接近5亿人次。

 
中国社交媒体的爆炸,是《疫苗之王》触动了中国老百姓最敏感的神经:公众对中国食品药品存在的安全隐患的担忧。特别是涉及到儿童,这根神经太脆弱了。
 
“疫苗门”成为社交媒体最热词汇不到48小时,22日上周日,中国政府网夜刊发布中国总理李克强的批示,要求“尽早查清事实真相”,给民众一个“安全、放心、可信任的生活环境”。
 
7月23日,长生生物董事长高俊芳被带走调查。
 
“疫苗门”与“毒奶粉”

整整10年前的夏天,中国也发生了一起涉及儿童健康安全的奸商造假丑闻。对比一下官方的反应速度很有意思。
 
2008年6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张伟首次接到"问题奶粉"结石患儿病例。
 
9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启动国家安全事故一级应急响应(一级"为最高级:指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处置三鹿奶粉污染事件。
 
从“毒奶粉”爆发到中央政府表态,有3个月的时间差。
 
3个月的时间差,反映了10年间中国社会其中一个方面的变化:10年前,中国的社交媒体和自媒体远没有今天普及。今日中国,社交媒体提供的不仅是交往平台,它已经成了人们日常生活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公众舆论借助社交媒体平台的动员和传播以及它造成的即时压力今非昔比。
 
“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社交媒体平台给了中国百姓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声渠道,也给政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发声渠道与“无法查询”

中国政府对公众舆论借助社交媒体迅速发酵是极为敏感,对社交媒体上的内容的监控力度也前所未有。
 
社交媒体上“疫苗门”刷屏的时候,揭露丑闻的原文《疫苗之王》已经是“此内容违规无法查看”。
 
法新社的报道很形象的抓住了围绕“疫苗门”出现的近乎滑稽的局面:“中国的审查者和监管者拼命要赶上公众的反应,在国家媒体努力掌控话语权的同时,删除微信上的帖子。”
 
目前,围绕“疫苗门”从官媒到社交媒体仍在“热议”。但是,这股“热议”能持续多久?
 
一旦中国政府判断公众舆论的关注超过了“内部掌控”的尺度,“热议”可以瞬间冷却甚至鸦雀无声,就像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样的例子枚不胜举。

 
每当涉及危害公众利益的丑闻发生,中国官方的表态都要求“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但是,“类似事件”却一再发生。
 
社交媒体上的一段帖子似乎形象地描绘出了中国老百姓的无奈与无助心态:
 
“人们问我为什么不要孩子,因为我不愿让我的孩子喝毒奶粉,接种假疫苗。我不愿意看到发生在我们一代人身上的事情发生在下一代身上。”
 
根据《疫苗之王》这篇文章,高俊芳、韩刚君和杜伟民三人发家始于长春老牌国企长生生物私有化,长生生物1992年创立,2001年进行改制时,高俊芳成为第一大股东,与广州的杜伟民和韩刚君北上参与成为第二大股东。2003年后,杜伟民和韩刚君二人重回南方国企私有化市场并合作了江苏延申生物和深圳康泰生物。他们三人掌握了全国疫苗的半壁江山,也由此被称为“疫苗之王”。

 
龌龊交易:长生生物公司的来历

据《疫苗之王》的文章介绍说,2001年,东北一家国有疫苗公司悄无声息地进行改制。多年后再回首,人们才明白其中意义。
 
那年的9月18日,上市公司长春高新旗下的长生生物迎来了两位新的股东——韩刚君和杜伟民。
 
韩刚君用1932万元买下了长生生物30%的股权,成为第二大股东;他和杜伟民的合资公司则成为了长生的小股东。
 
杜伟民是长生生物的销售总监。
 
这笔交易几乎没人注意到。长生生物被放到聚光灯下,是在两年之后。
 
2003年末,长春高新和长生生物的掌门人高俊芳把2000万打进公司账户,要将长生生物私有化。
 
算下来,高俊芳的出价是每股2.4元;而当时多位竞标者表示,他们愿意出3元/股的价格。
 
高俊芳很感谢他们的出价,然后拒绝了他们。

 
这引起了漫天质疑,有人把低价贱卖国有资产的举报信寄到了市政府。但仍然没有阻挡高俊芳成为长生生物第三大股东。
 
终于,高俊芳、韩刚君和杜伟民走到一起,他们手中握着长生生物的大半股份。
 
2007年,韩刚君把自己的股份卖给了高俊芳,帮助高俊芳成为长生生物的绝对控制人。
 
十年后再回首,他们手中已经掌握了中国疫苗的半壁江山——最大的乙肝疫苗企业、最大的流感疫苗企业、第二大水痘疫苗企业、第二和第四大狂犬病疫苗企业……
 
他们生产的疫苗,每天都源源不断,注入你和你孩子的身体中。
 
延申生物:2009年疫苗造假

就在高俊芳顶着资本市场的唾骂,完成长生生物私有化的时候,韩刚君与杜伟民已经南下,他们盯上了刚刚拿到狂犬病疫苗生产资质的常州延申生物。
 
很快,韩刚君与杜伟民以2000万元拿下了常州延申90%的股份,将其改组成为江苏延申,韩刚君担任董事长。

 
杜伟民在加拿大远程完成了这一切。他这时已经拿到了加拿大绿卡,只要再待几年,他就能成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白求恩大夫的老乡。
 
之后不到三年的时间里,韩刚君为江苏延申拿到了流感疫苗、气管炎疫苗、疖病疫苗的生产批文。江苏延申很快成为中国最大的流感疫苗供应商和第四大狂犬病疫苗公司。
 
2007年10月,韩刚君和杜伟民已经准备好了上市资料。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发现,江苏延申将会登陆资本市场。
 
2009年3月,大连金港迪安狂犬疫苗在抽检中被发现造假,食药监总局马上对狂犬疫苗生产企业进行突击检查,江苏延申被查出五批产品涉嫌造假。
 
食药监局发现,延申偷工减料、弄虚作假、逃避监管,疫苗抗原含量低于国家标准,达不到药效。
 
北大医学部的专家将注射失效的疫苗总结为两个字——杀人。
 
但这时,江苏延申的18万份疫苗已经流入21个省107个疾控中心,全部被注射进了病人体中。

 
江苏延申表示,我们无能为力。
 
没有召回、没有补偿。案件发生后,江苏延申因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处罚金三百万元,总经理和五名员工被判刑。
 
董事长韩刚君和另一位大股东却毫发无伤。
 
更诡异的是,江苏延申很快东山再起,仅仅半年之后,就获得了防疫部门160万人份甲流订单,价格超过亿元;不久又获得了甲流疫苗生产牌照。
 
就在调查组的眼皮子底下,杜伟民把这个生产假疫苗企业的股份全部转让出去,套现两亿元,顺利退出延申。
 
官商勾结

根据一篇人物报道,2007年,杜伟民毅然变卖了加拿大的家产,放弃了入籍,带着妻儿回国了,重新投身疫苗领域。
 
中国真是一片化腐朽为神奇的土地。在海外迷失了自己,回国就对了。
 
不过,杜先生没有放弃加拿大绿卡和香港身份证。
 
2008年开始,杜伟民悄无声息地在产权交易所吃下了深圳老国企康泰生物的大部分股份,控制了这家中国最大的乙肝疫苗生产商。

 
深圳康泰的乙肝疫苗技术,来自于美国人的人道主义援助。1989年9月,美国默克公司以微不足道的700万美元向中国转让了全套工艺技术。
 
杜伟民把当年重组江苏延申的手法用在了康泰生物的重组上,开始为上市铺路。
 
疫苗企业上市,最大的障碍是产品种类单一,康泰多年来上市无功而返,就是因为只有乙肝疫苗这一种产品。
 
很快,杜先生通过收购北京民海生物,让康泰的产品多样化。2012年底到2013年,康泰自主研发的三款疫苗——Hib疫苗、麻风疫苗、四联疫苗获准生产,先后上市。
 
民海生物是怎么在短时间内获得三款产品的生产许可?
 
北京高级法院的一则审判书显示,2010年到2014年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议中心副主任尹红章收受杜伟民47万元,为民海生物的药品申报审批事宜提供帮助。
 
除了加快新疫苗上市,杜伟民也让康泰的主打产品乙肝疫苗获得了新生。

 
当年杜伟民还在长生生物做销售时,中国的疫苗市场基本被国有七大生物制品公司瓜分,互不侵犯。杜伟民瞅准时机,用拉低价格的方式抢占山头。
 
他在康泰复制了这一手段,在政府的招标中,康泰用低价摆平了一切竞争者。
 
乙肝疫苗单人份的出厂价格本来在15元左右,康泰直接报价6.9元,迅速拿下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项目的大笔订单。对于竞标的研究所来说,这比它们的成本价还低,毕竟国家规定的出厂价都需要9.3元。
 
2013年12月,康泰和杜伟民迎来了最大危机。在十天时间里,共有8名新生儿在接种康泰的乙肝疫苗后死亡。
 
一个月后,食药总局和卫计委的调查显示,所有的婴儿死亡为偶合性死亡,疫苗质量没有问题,向康泰生物归还了生产证书。
 
风波过后,康泰安然上市,市值从杜伟民收购时的6亿元飙升到现在的400亿元。
 
三位疫苗王的发家历程

高俊芳、韩刚君与杜伟民三位疫苗之王,有太多共同点。

 
他们对疫苗企业的控制和改造路径相似。瞄准的都是老牌疫苗企业,长生生物、延申生物和深圳康泰,背后都是中国国有的生物制剂研究所。
 
他们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迅速入手,实现完全控股,然后在短时间内拿到多个疫苗生产牌照,为上市铺路。
 
最重要的一点,这些企业所属的有关部门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疫苗生产牌照的价值——疫苗的毛利普遍在80%以上。
 
康泰生物上市前的半年内,公司的股权在个人和机构之间进行了20多次倒手。
 
深交所曾经质疑其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和国资流失,要求公司说明转让的原因及合理性等,但康泰始终没有详细回答这个问题。
 
高俊芳则用同样的手法,把自己的儿子、老公、小姑子、外甥和侄女全部变成了长生生物的股东。
 
2017胡润百富榜中,杜伟民以73亿元的身价位列第559位,高俊芳家族以51亿位列第820位。
 
如果不是江苏延申的狂犬疫苗出了问题,韩刚君也该出现在这个名单上的。

 
疫苗之王们都起于草莽,没有人知道他们的钱从哪来的。
 
高俊芳入股长生生物的4000多万全部是自筹资金,当时上市公司的公告显示,她的月薪只有6000元。高俊芳说自己掏了200万,其余的钱来自亲友或是银行贷款。
 
杜伟民和韩刚君之前分别是江西省卫生防疫站和河南开封龙亭区卫生防疫站的普通员工。下海不过四五年时间,成了疫苗行业最重要的资本推手。
 
鼓励造假?

中国新闻事件最多的,也是这些疫苗之王们。
 
2018年7月11日,长生生物内部的一名员工实名举报疫苗生产存在造假。国家药监局马上对长生生物进行检查,发现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
 
国家药监局已要求吉林省局收回长春长生的药品GMP证书,长春长生主动召回有效期内所有批次的狂犬病疫苗。

在对长生生物调查的时候,吉林食药监管局“顺手”对其两年前的违规行为进行了处罚。

 
2017年11月,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接到报告,在抽检中发现长生生物一个批次的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符合标准规定,接种后可能会影响接种儿童的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的免疫效果。
 
这时25万支疫苗已经全部销往山东,打入25万多名儿童的身体。
 
8个月过去,吉林有关部门才行动“迅速”,没收了库存的186支疫苗,对长生生物罚款300多万。
 
186支,长生生物的库存可谓是“真多”;300万,处罚力度可谓是“巨大”。
 
于是很快有了今年的第二次造假。
 
监管机构的失职

新京报指出,疫苗不仅仅是商品,也不是简单的药品。疫苗是国家卫生政策的一部分,有家长感叹,现在根本就不愿意让孩子打疫苗,但是有些疫苗不打,孩子甚至都不能上学。这就是疫苗的特殊性所在,它关乎大量孩子未来的健康,同时也关乎着国家的信誉。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企业,都该像守住社会信任的最后一道防线那样,坚守住其质量安全红线。

 
据公开资料显示,中国每年的疫苗使用以亿计量,对应的就是疾控中心、基层卫生院的各种采购订单。与疫苗有关的贪腐类案件大量存在,除了研发和生产环节的贿赂行为,基层疾控中心和卫生院的腐败案件占到了疫苗类腐败案件的50%以上。最为常见的贿赂模式即销售机构为拿到订单,向基层疾控体系行贿。贪腐为渠道护航,也为造假疫苗的肆虐铺平了康庄大道。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行计划免疫,主要内容最初可概括为“四苗防六病”,即7周岁及7周岁以下儿童进行卡介苗、脊髓灰质炎三价疫苗、百白破混合疫苗和麻疹疫苗的基础免疫及以后适当的加强免疫,使儿童获得对结核病、小儿麻痹症、百日咳、白喉、破伤风和麻疹的免疫。
 
2007年,中国政府对计划免疫的疫苗品种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展,在“五苗七病”基础上又增加到预防15种传染病的14种疫苗,新增了甲型肝炎疫苗、乙脑疫苗、流脑多糖疫苗、风疹疫苗、腮腺炎疫苗、钩体病疫苗、流行性出血热疫苗和炭疽疫苗。免疫计划也催生了疫苗产业,据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副院长王佑春介绍,中国共有45家疫苗生产企业,可生产63种疫苗,预防34种传染病,年产能超过10亿剂次,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够依靠自身能力解决全部计划免疫疫苗的国家之一,并且中国国产疫苗约占全国实际接种量的95%以上。

 
事实上,中国是为数不多可以不依赖外企,或者说本国企业与外资药企的疫苗商具有竞争实力的国家。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疾控是民生大事,接连的疫苗事件已经造成了公众信任危机,如果进一步影响疫苗的接种率,那么公共健康将会存在更大的风险,历史上,英国就层发生过大范围的“疫苗抵制”,结果那些抵制的地区无一例外的爆发了严峻的疫情。
 
中国家长对国产疫苗失去信心

近几天来,中国的家长们真是心惊胆颤,翻查自己孩子的疫苗接种记录,查看孩子是否已被注射了问题疫苗。
 
自媒体“三谛云一”发文表示,“大部分家长现在的标准动作应该是先翻孩子的疫苗本,再翻香港澳门的疫苗攻略,最后翻移民广告。”
 
文章写到,2008年的毒奶粉事件的阴影还没有从人们的脑海中抹去,如今假疫苗推倒了又一副多米诺骨牌。这两类事件的共同点都是,行业及企业昧著良心赚钱。他们的产品一个是喝到了孩子的胃里,一个是打进了孩子的身体里。它们的不同点是,假疫苗的性质比毒奶粉要更加恶劣,涉及到每个幼小的孩子。践踏了公共健康领域,它意味着从生产企业到政府部门再到监管机构等,一个庞杂的管理系统瘫痪了。

 
“中国是一个缺乏信仰的国度。很多人没有宗教信仰、不信道德、不信正义,唯一信仰的只有钱。从毒奶粉到假疫苗的十年期间,人们失去了对政府的最后的信任。”文章说。
 
7月22日,大陆女子体操奥运冠军刘璇在微博中写道,“凌晨我爬起来看孩子的疫苗小本本,尽管我们打了不少进口疫苗,但免不了还是有国内的疫苗,本上记录著,长春百克、武汉生物、成都生物、上海生物、北京天坛、兰州……长春长生有25万支不合格疫苗,长春百克是长春长生的子公司,武汉生物有40万支不合格疫苗……请问在食品和药物这么不安全的此刻,我们应该怎么生存?”
 
此次再现疫苗造假,大陆民众对国产疫苗完全失去信心,不少民众担心子女注射内地假疫苗后会否有后遗症,有父母说,“能去香港打的尽量去”,不要再相信国内的“黑心疫苗”。
 
据山东省疾控中心消息,长春长生销往山东的252,600支不合格疫苗,占全省年使用量的3.96%,流向济南、淄博、烟台、济宁、泰安、威海、日照、莱芜8市。这批疫苗已接种247,359支,损耗、封存5241支,涉及儿童215,184人。

 
除了长春长生外,2017年11月,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的40余万支百白破疫苗也被查出不符合标准,其中销往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90,520支、销往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10,000支。
 
据报导,其中销往河北省的不合格疫苗流向石家庄、廊坊和定州3市,共有143,941人使用了不合格疫苗。
 
现在,人们希望看到政府对“疫苗之王”的全面、深入的调查,希望能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机制,能够防范这样的企业继续作恶。换句话说,人们希望的已经不是语言层面的安抚,而是某种切实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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