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共政府打压的独立纪录片在香港大受欢迎

 

《南华早报》8月1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称，通过将自己策划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展映命名为《决绝》（Rejection/Determination），并选择用荆棘花环作为其标志，黄文海（Huang Wenhai）向人们展现了他对独立纪录片在中国被边缘化和压制的看法与态度。

 

《决绝：1997年以来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展映》于2018年8月3日至10月26日在香港举行，期间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独立导演在过去20年里拍摄的50部纪录片作品，策划此次展映的香港电影制作人兼策展人黄文海称，他和他的同行们创作了一系列和在当今中国流行的官方纪录片及商业纪录片“决裂”的作品。

 

黄文海称，随着更便宜的数码摄像机上市，有更多人可以在无需技术支持和官方认可的情况下拍摄电影作品，有些人已经先行一步，用摄像机记录下了艰难争取社会正义的过程。但是，这样做也引起了中国当局的关注。

 

2013年从北京迁居至香港的黄文海称，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因此，纪录片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记录，以便将来的人们可以从中发掘这些纪录片所记录内容的重要历史意义。但是，虽然有些导演对所发生的事情做了真实记录，可如果你不在获准访问有关人和事的小圈子里，你就无法直接看到这些作品。

 

《决绝：1997年以来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展映》8月3日的开幕影片是荣光荣（Rong Guangrong）2017年拍摄的《孩子不惧怕死亡，但是害怕魔鬼》（Children Are Not Afraid of Death, Children Are Afraid of Ghosts），这部影片是中国农村贫童的影像纪录诗。2015年6月，贵州毕节再传四兄妹自杀事件，留守儿童议题一时焚烧通天，一把余火也促使荣光荣开启了这部纪录片，他带着手机潜进风声鹤唳的村内，农村、儿童、贫穷、暴力，一环扣一环的绝路，从长达六分钟的黑夜犬嚎开始。透过自身成人与孩童角色的对视和独特的剪辑叙事手法，该片刨开现世绝境，探寻恶之源，也探寻希望。

 

其他大咖的作品还包括艾未未（Ai Weiwei）2009年拍摄的《老妈蹄花》(Lao Ma Ti Hua)，这部影片记录的是艾未未一行到成都为呼吁调查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倒塌并导致数千个孩子死亡的豆腐渣校舍的维权人士谭作人（Tan Zuoren，后来被监禁五年）作证，结果半夜被警察闯入房间殴打扣押，他的助手被抓，他因此到警察局据理力争的过程。

 

艾晓明（Ai Xiaoming） 2007年拍摄的《天堂花园》（Garden of Paradise）则记录了另一起具有政治色彩的官司。这部长达三小时的影片追踪了湖南女教师黄静受害案，在整个案件的发展过程中牵涉到上访、公民维权、法医鉴定、司法调查等一系列严肃的问题，从男主人公被控强奸和谋杀女友到最后无罪释放，这部影片控诉了中国带有沙文主义色彩的法律体系，纪录了当今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重要变动，包括公民意识的觉醒、妇女对司法腐败的抗争以及反对性暴力的行动。

 

何杨（He Yang）2010年拍摄的《赫索格的日子》（Herzog’s Days）也是在类似前提下诞生，并且背负着同样的使命。该片详实记录了中国维权人士是如何在网上凝聚力量以支持三位因为揭露警方与帮派之间的勾结而遭受审讯的网友，该部纪录片似乎也为在中国推动互联网驱动的公民社会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但是，现实却是残酷的。和中国当局对互联网施以更严格的管控一样，大陆的社会活动家也面临更严重的后果。例如在2015年7月9日的“709镇压”中，中国当局就在全国各地逮捕了逾300名人权律师、律师助理和维权人士。与此同时，一些电影制片人也遭到打压，其中艾晓明和艾未未就曾多次遭逮捕和拘禁，并被禁止出境旅行，艾未未因为拍摄一些纪录片而遭公安人员骚扰多年后，于2015年移居美国。

 

《决绝：1997年以来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展映》中的大部分影片都直击社会问题，其中既有像《老妈蹄花》这样尖锐的作品，也有旨在解决城市化问题的作品，比如顾涛（Gu Tao）2007年拍摄的《敖鲁古雅，敖鲁古雅》（Aoluguya, Aoluguya），和李沛峰（Li Peifeng）2009年拍摄的《白银城》（Silver City）。此外，在展映作品中还包括一些导演通过摄像机记录自己充满焦虑生活的纪录片。

 

比如，在吴昊昊（Wu Haohao）2009年拍摄的纪录片《昆1：行动》（Kun 1: Action）中，人们就可以看到吴昊昊和他的朋友们正在思考有关电影制作、共产主义、人际关系和城市生活的问题。而沙青2016年拍摄的纪录片《独自存在》（Lone Existence）也正如其片名一样，整部影片都是在导演自己的房间里展开，当他人庸常的形态交织成镜，映照出以往他所不愿正视的、隐蔽的自我，寻找困境源头的渴望也终被唤醒。这部特别的纪录片跟大多数关注现实和社会的影片不太一样的是，导演可能更加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

 

黄文海称，这些纪录片都拒绝采用流行的宏大叙事手法，而是致力于探索个人的私密世界。

 

黄文海指出，人们必须记住，在中国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根本就不存在，因此，人们转为探索个人内心世界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这些纪录片可以展现在公众面前，而独立电影制作人和策展人想要在大陆做到这一点却是越来越难。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当局几乎已经封杀了本国所有独立电影节。

 

随着《决绝：1997年以来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展映》在香港油麻地（Yau Ma Tei）的一个小型艺术空间拉开序幕，预期那些只能坐在简陋的塑料椅子上，伴着走廊玻璃门外飞驰汽车的呼啸声，透过一块作为临时投影屏幕的幕布观看这些纪录片的香港观众也可以深刻体会“偷偷”观看这些纪录片的大陆观众心中的忧虑与期望。

 

黄文海称，虽然人人都可以自己制作影片，但只有在你的作品能与观众产生互动时，你才能说自己的作品已经完成，中国的电影节很重要，因为它们可以为独立导演提供继续努力的氛围和动力。

 

由于在大陆很难获得这样的机会，香港为黄文海及其同行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黄文海称，他很高兴看到许多记者、当地电影学院的学生及大陆学生参加去年香港电影节的观影。

 

黄文海称：“在香港，我们可以坦率地交换意见，因为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我们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