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国的百姓最缺乏常识，原因何在？

 

《赫芬顿邮报》不久前发表的一篇由Bobby Duffy撰写的文章称，最有可能对本国的关键社会现实出现认知偏差的国民是意大利人，其次是美国人。在另一方面，有关国家的认知准确度最高的国民是瑞典人，其次是德国人。

 

这些结论都是源自Duffy领导的研究团队得出的“认知偏差指数”，并发表在9月6日上架的新书《认知危机—为什么我们会一直错错错》（The Perils of Perception – Why We’re Wrong About Nearly Everything）中。

 

在此次研究中，Duffy领导的研究团队向来自13个国家的逾5万名受访者询问了28个问题，要求他们猜测本国的移民人口水平、犯罪率、少女怀孕率、肥胖率、国民的幸福程度、失业率、智能手机持有率、以及其他许多涉及各种社会现实的问题，以确认哪国国民最容易出现认知偏差，哪国国民认知准确度最高。

 

研究结果显示，最有可能对本国关键社会现实出现认知偏差的国民是意大利人。他们猜测在处于工作年龄段的意大利人中有49%的人失业，而实际上当时意大利的失业率只有12%。他们猜测在本国人口中有30%是移民，而实际上当时的移民占比只有7%。他们猜测在意大利有35%的国民患有糖尿病，而实际上当时意大利的糖尿病患病率仅为5%。

 

美国人有关国家的认知准确度也没有比意大利人高多少。在此次研究中，受访的美国人猜测在本国人口中有17%是穆斯林，而实际上美国的穆斯林人口占比仅为1%左右。他们猜测在年龄介于15至19岁的少女中，每年都会有24%的人怀孕，但实际上少女怀孕率只有2.1%。

 

但在另一方面，瑞典人却对本国的社会现实有着非常准确的认识，比如，他们猜测在本国的囚犯中有32%是移民，而实际的移民占比是31%。但是，即便是认知准确度最高的瑞典人也出了不少错，比如，他们猜测本国的失业率为24%，但实际上当时瑞典的失业率只有8%。

 

在此次研究中，研究人员还询问了受访者他们认为哪国国民最有可能对本国的关键社会现实出现认知偏差，结果有多达27%的人选择了美国人，人数远远超过选择其他国家国民的人数。

 

实际上，这并不仅仅只是来自外界的不公印象，因为就连美国人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在此次研究中，有49%的美国人认为有关国家认知准确度最低的国民就是本国民众。

 

看到这里，人们的脑海里会直接浮现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为什么有些国家的国民认知准确度会低于其他国家的国民？

 

《认知危机—为什么我们会一直错错错》一书对此做出的解释是，我们之所以会对本国的关键社会现实出现认知偏差，不仅仅是因为媒体、政客和社交媒体向我们传递了不实信息，还要归咎于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以及所持的许多偏见。比如，我们会搜寻信息证实自己一直坚持的观点，我们会被负面信息吸引，我们想象中的过去总是好于真实的过去。

但是，这仍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国民之间的认知准确度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为了帮助解释这个问题，Duffy分析了与其研究团队的“认知偏差指数”相关的各种涉及国家特性的衡量指标，其中包括各个国家的媒体质量、政府的开放程度、教育系统所获的评价、以及国民对政客和媒体的信任度等。

 

但是，Duffy最终仍未找到确切的答案，对于这种全球差异并没有明确而又完整的解释。

 

但是，有一个因素似乎与此息息相关，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国民会如何进行情绪表达。“情绪表达”指数出自艾琳•梅耶尔（Erin Meyer）所著的《文化地图》（The Culture Map）一书，旨在对诸如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是否倾向于提高嗓门发出声音、相互接触或是在讲话时会面带热情笑容等方面进行衡量。

 

这些特性似乎与我们出现的认知偏差风马牛不相及，比如我们对移民人口水平所做的猜测。但是，我们应该记住，我们在对相关问题进行猜测时是带着情绪的，因为这些问题涉及我们所担忧的东西。如果移民是一大担忧，那我们在做猜测时会下意识地选择更高的数字，即便实际的移民人口水平要低得多。

 

我们会出现和情绪相关的认知偏差也意味着我们对许多事实不甚了解，因此，那些会作出强烈情绪表达的国家的国民在做猜测时会有更多人夸大其词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我们也必需努力避免因此而将所有瑞典人和德国人都视为冷静理智之士，而将所有意大利人和美国人都视为喜欢喋喋不休和指手画脚的人。因为仅凭情绪表达并不能完整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的国民会出现差异巨大的认知偏差，在这其中还有许多例外情况。

 

不同国家国民出现的认知偏差也和本国文化有一定关系。另一个可以用于解释瑞典人为什么会有最高有关国家认知准确度的理论可能更具说服力。

 

瑞典是已故著名统计学家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的故乡，罗斯林在瑞典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Gapminder基金会多年来一直在将有关全球各地实际状况的教材带进学校和工作场所，以打消人们的误解，促进人们建立基于事实的世界观。

 

至少对于一部分瑞典人而言，这是行之有效的，在针对瑞典人进行的一次后续调查中，当研究人员询问受访者是如何得知正确答案时，有许多人都回答称是汉斯•罗斯林让他们了解了实际情况。

 

当然，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拥有自己的汉斯•罗斯林，像瑞典这样的国家能够有幸培养出一个汉斯•罗斯林可能亦并非巧合。但是，这仍表明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革新来提高自己对本国及全世界的了解和认识。我们的认知偏差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判断力，但这些偏差是可以设法避免的。

 

编者按：由Atlantic Books 出版的《认知危机—为什么我们会一直错错错》（The Perils of Perception – Why We’re Wrong About Nearly Everything）一书已于9月6日上架。该书作者Bobby Duffy是总部设在巴黎的益普索社会调查机构(Ipsos MORI Social Research Institute)的执行董事，并且即将上任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公共政策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