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方科学家瞄准加拿大大学

 

《环球邮报》10月3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称，加拿大的学者已经和中国的军方研究人员合作了数十个项目，但是，由于中方的一些研究人员似乎刻意隐瞒了他们与军方的关系，这也引发了有关加拿大在无意中帮助中国实现武装部队现代化的担忧。 

 

《环邮》经过调查发现，加中两国旨在推进安全通讯、卫星图像处理和无人机等技术发展的学术交流包括让中国国防科学家进入加拿大大学就读研究生或是做访问学者。

 

《环邮》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从尼皮辛大学（Nipissing University）等小型高校到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等顶尖工科院校，至少有九所加拿大大学的学者与中国军方学者进行了合作研究。比如，一位在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担任兼职教授的计算机模拟专家也曾在中国国防科技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简称NUDT)任教，而该大学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直属的综合性重点大学。

 

事实上，澳大利亚智库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本周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已经指出，加拿大已经成为此类研究人员的第三大全球目的地。该报告称，自2007年以来，过去十年，中国军方已经赞助大约2,500名军方科学家和工程师到海外留学。

 

该份研究报告的作者乔斯克（Alex Joske）称，大量中国军方科学家赴海外留学亦引发了有关敏感技术转移的质疑，因为这些技术最终将被用于帮助中国军方提升技能和学习新理念。乔斯克还称，帮助对手的军队强化专业知识和技术并不符合国家利益，但目前尚不清楚相关的西方国家政府和大学是否充分了解这一后果。

 

加拿大各大学表示，决定哪些外国研究人员可以进入本国是联邦政府的责任，与各学校无关。而大学的道德政策通常都会寻求将不当利用其研究成果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并要求提高透明度，公开发布相关研究成果。但是，对于《环邮》希望各大学制定具体协议，以应对涉及中国等日益被加拿大及其盟友视为军事竞争对手之国家的技术转移问题的要求，却没有一所加拿大大学予以响应。

 

滑铁卢大学发言人格兰特(Matthew Grant)表示，包括大学在内的大多数机构都无法评估国家安全问题，如果加拿大政府向校方提出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的建议，学校会依照建议行事。

 

美国智库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and Strategy Center)的亚洲军方事务高级研究员费学礼(Rick Fisher)表示，这使得力图在全世界寻求军民两用技术的“中国全球情报真空吸尘器”可以畅通无阻地运行。费学礼称，中方的目标很广泛，从寻找制造太空武器的材料到下一代高超声速导弹技术无所不包，而这种努力对中国实现军事现代化显然很有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称要走“科技强军之路”，现在，中国的军费预算已位列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在与加拿大学者合作的中国研究人员中，有一些人公开列明自己是来自中国郑州防空兵学院（Air Defence College），或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并且其中至少有一人之前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工程大学（Air For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的导弹研究所从事过研究工作。

但是，还有一些中国军方研究人员却对自己的真实身份遮遮掩掩。

 

比如，中国可见光通讯领域的顶尖专家之一于弘毅（音译）和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的张建康（音译）共同发表了研究成果报告，可见光通讯是利用普通光源传输数据的新兴技术。中方的文件显示，于弘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The PLA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University）信息系统工程学院的院长，同时还在隶属于该大学的国家数字交换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National Digital Switching System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Center）工作。但是，于弘毅并未列明这些关系，并且还将数字交换中心列为一些出版物的附属机构。此外，中国一家新闻门户网站在2016年还曾发过一张于弘毅身穿四星大校军服的照片。

 

当《环邮》联系于弘毅工作的研究中心要求进行采访时，对方一名工作人员称“我们不接受采访”，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在一些论文中，于弘毅列明的单位是郑州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Zhengzhou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stitute）。其他一些中国军方研究人员也曾利用该学院掩盖身份，但这个学校似乎并不存在。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乔斯克称，有许多中国军方研究人员利用郑州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掩盖身份，声称来自该学院的研究人员发表了1,300多篇同行评议论文，这些研究人员并未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那他们为什么不公开呢？这不免让人怀疑他们是想窃取技术秘密。

 

曾和澳大利亚的中国批评者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共事过的乔斯克称，自2006年以来，加拿大研究人员与中国军方学者合著了687篇学术论文。乔斯克还列出了全球发布此类联合研究成果最多的10所大学，其中加拿大有三所大学上榜，它们分别是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和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

 

还有一些中国研究人员则声称自己来自民间学术机构，丝毫未提及他们和中国军方的关系。

 

比如，邹晓亮（音译）和赵桂华（音译）在2017年曾与滑铁卢大学学者Jonathan Li共同发表有关高级卫星图像分析的论文。邹晓亮和赵桂华称自己是来自“地理信息工程国家国家重点实验室”（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eo-Information Engineering）和“西安测绘学院”（Xi’an Institute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但网上可查到的中方文件却显示，这两名研究人员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PLA）测绘信息技术部队61363部队有关系。

 

根据网上一则招聘通知的描述，61363部队隶属于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是全军规模最大、专业最齐全、技术和装备先进并以内业为主的综合性测绘部队，是解放军测绘战线上完成各种高、精、尖技术任务的中坚力量。61363部队主要从事光学仪器、地理信息系统、电子计算机、信息工程、大地测量、测量工程、大地数据处理、航空摄影、摄影测量与遥感、遥感测图、数字制图、地图数据库等专业的科研生产工作以及测绘装备维护、情报资料管理等服务保障工作。61363部队政治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在接听《环邮》的电话后证实，邹晓亮和赵桂华都是“我们部队的高级研究员。”

 

当《环邮》致电邹晓亮要求采访时，他称“没有必要”，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在中国军方研究人员频繁合作的加拿大学者中，包括麦克马斯特大学电气和计算机工程系的张建康教授。张教授是光学无线通讯技术领域的专家，这种技术是通过LED照明装置而不是无线电波传输数据。私营部门已经投资这种 Li-Fi （Light Fidelity）技术，以利用交通信号灯向车辆发布信息，比如当司机在等红绿灯时，红绿灯的LED灯泡可提供有关天气和路况更新的信息；以及用灯光控制医院里的机器人。但是，这种新兴技术也可带来军事利益，因为这是一种超级安全的通讯形式。

 

公开记录显示，张建康教授已与十多名中国军方研究人员共同发表过文章。他的网站上还列出了来自中国的访问博士研究生名单，其中有一名学生是来自中国主要的航天防务承包商——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China Aero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rp.），该公司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特大型高科技企业，前身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Fifth Academy of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本文所涉的所有中方研究人员均未回应《环邮》的置评要求。曾和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及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的学者共同发表研究报告的中国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专家王艺洁（音译）称自己未获准接受采访，并说：“你们应该知道我们大学的性质。”

 

《环邮》拨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列出的六个电话号码，但都没有打通。曾到麦克马斯特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中国研究员朱义军（音译）也没有回复《环邮》的询问电邮。

 

张建康教授在一封电邮中称，作为一所全球性大学的研究员，他一直在和来自不同国家的教授共同从事研究工作，他的大多数研究成果都是发表在所有人都可以看的公开或开放刊物上，这都是开放式学术合作成果。

 

蒙特利尔理工学院（Polytechnique Montréal）的一名研究人员曾与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国家数字交换中心的中国学者合写过用电管理方面的文章，该学院的高级通讯顾问Annie Touchette表示，据他们所知，联邦政府和加拿大情报机构并未就任何涉及中方研究人员的潜在合作发出过警告。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乔斯克指出，在到加拿大学习的中国军方研究人员中，有许多都是来自中国国防科技大学。中国国防科技大学是一所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的军队综合性大学，乔斯克曾在2016年发表的一篇学术文章中称，中国政府已经向中国国防科技大学提供$5600万元资助，以输送该校研究生到海外深造。 

 

中国国防科技大学拥有15,700名研究生和本科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视察该校时就曾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全面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加快建设具有我军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努力把国防科大办成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高地、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科技支持。”在2017年再度视察中国国防科技大学时，习又强调该校“是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和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要紧跟世界军事科技发展潮流，适应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要求，抓好通用专业人才和联合作战保障人才培养，加强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努力建设世界一流高等教育院校。”

 

中国国防科技大学还常常夸耀其学生积极为共产党建立海外联系。乔斯克在其报告中称，中国解放军所用的策略是“全球采花，中国酿蜜。”

 

与中国国防科技大学有关联的科学家和卑诗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研究人员合作研究了无人机空气动力学；和滑铁卢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研究了移动传感和计算机视觉技术；和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的研究人员合作研究了卫星导航技术；此外，中国军方科学家在进行紧急应变管理研究时还涉及了“僵尸城模式”。

 

在有关“僵尸城模式”的研究中，与中方研究人员合作的是尼皮辛大学（Nipissing University）计算机科学与数学系的终身教授朱海滨（音译）。朱海滨还拥有加拿大自然科学和工程研究理事会(Natur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提供的探索拨款。但是，在到尼皮辛大学之前，朱海滨也曾在中国国防科技大学任过教。朱海滨和数位中国军方学者，一位来自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技术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的研究员，还有一名来自联邦国防部的研究机构——加拿大研究发展中心(Def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anada)的科学家共同发布了研究成果。

 

朱海滨称，他与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合作研究的主题都是属于和中国军队技术提升并无直接关联的一般性研究课题。自2011年以来，朱海滨已经在中国国防科技大学举办了三场讲座，并称该校是一所“小型地方高校”，但实际上，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在中国武装部队高层眼中一直具有特殊地位。

 

尼皮辛大学发言人Meghan Venasse表示，尼皮辛大学并不担心朱海滨教授的工作可能会有助于中方进行情报搜集，因为他的聘用以及其所从事的研究工作都是遵循和他人相同的标准，对于获准进入加拿大的中国公民，校方不会再进行单独的筛查。

 

麦克马斯特大学的通讯主管Gord Arbeau亦在一封电邮中称，进行国际科学合作是成为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的关键，个人学者可以自由选择和谁合作，以及如何从事合作研究，至于哪些人可以进入加拿大，那是由加拿大政府说了算。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和公民及移民部在10月29日均未回应《环邮》的置评请求。

 

麦吉尔大学的发言人Chris Chipello称，该校在录取研究生时是基于他们在获承认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学业成绩记录。Chipello援引该校的研究指导方针称，相关政策规定所有学者必须权衡自己的工作成果将会带来的潜在利益和相关成果被不当利用造成的潜在危害，此外，该校还禁止任何学者从事“保密的研究工作。”

 

麦吉尔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学院为本校兼职教授Hans Vangheluwe设立了一个网站，Vangheluwe的专长是“复杂网络物理系统的设计”，在2014年的一次会议中，Vangheluwe的个人简介显示他也是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的兼职教授。

 

Vangheluwe并未回应《环邮》的置评请求，据Chipello称，Vangheluwe现在已经不在该校任教。Chipello表示，该校计算机科学学院网站上的名单已经过时，Vangheluwe并未涉及该校与中方进行的任何合作研究，也从未听说因此引发任何担忧。

 

一些学者也在考量和中国军方研究人员合作的价值。尼皮辛大学的朱海滨在一封电邮中称，禁止与中国军方研究人员进行合作势必会导致加拿大学者失去有助于他们在加拿大从事相关研究的共享人力资源。

 

但其他一些学者对此则是持更加谨慎的态度。滑铁卢大学视觉与成像处理实验室主任Paul Fieguth至少已和一名来自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的访问研究员进行过合作，他称自己当时所从事的合作研究工作与军事无关，他同时也一直在竭力避免和任何军方研究人员进行合作研究，无论他们是来自西方还是其他国家。

 

Fieguth称，即便加拿大禁止高校与中国军方研究人员进行任何合作，他也没有问题，但他预期这种禁令将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甚至可能会干扰大量合理的研究工作。

 

位于渥太华的卡尔顿大学（Carleton University）的中国外交政策专家帕尔蒂尔（Jeremy Paltiel）表示，虽然切断研究合作可能会减缓一些技术发展的速度，但鉴于北京不惜重金搞科研，这可能无法阻止中国继续取得突破性进展。

 

但帕尔蒂尔同时亦称，将一些安全筛查措施纳入道德审查程序，并确保所有合作研究项目都经过安全风险审查可能还是有必要的。

 

《中国军事发展：区域与全球势力布局》（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Building for Regional and Global Reach）一书的作者费学礼表示，就此采取更为严格的措施可能很有必要。

 

费学礼称，在类似之前的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简称COCOM)等冷战机构再度重现之前，西方已经无法控制中国发起的范围广泛的情报搜集攻击行动，COCOM曾经成功阻止和推迟苏联获取西方军事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