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武装到牙齿”的自由媒体成为中国政府的暗探

《环球邮报》前不久发表的一篇文章称，走在人群中的陈家驹（Wayne Chan）在七拐八绕地穿过香港旺角狭窄的人行道后，突然左转闪进了一条只能容得下两个人通过的小巷道。在他走到巷道的尽头，停在一个门口等电梯时，他回过头看了看身后是否有人跟踪他。
 
他提防的不仅是间谍或歹徒，当然，这些人也很有可能会盯上他。他还要提防一些跟踪他的记者，这些记者会拍下他进行会谈的照片，然后在中国当局在香港控制的报纸上进行大肆报道。
 
在过去几个月里，《大公报》（Ta Kung Pao）和《文汇报》（Wen Wei Po）都详细报道了香港“学生独立联盟”（Students Independence Union，简称学独联）召集人陈家驹的“秘密”关系网，并详细列举了他所进行的会谈。


 
《大公报》和《文汇报》在2016年整合组成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后，中国政府便通过其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对该集团加以控制，使得这两家报纸成为中国的国家媒体机构。但是，和中国惯于采用古板严肃的教条式新闻报道方式的官方媒体有所不同的是，这两家香港报纸近年来都采用了一种由国家支持的新型报道方式，那就是利用新闻工具对曾经公开批评北京对香港控制越来越严的维权人士和批评人士进行监控。
 
《文汇报》去年夏天刊登的一篇文章就充分显示了这种监控方式在香港的实施程度，为了写这篇文章，《文汇报》的一名记者对陈家驹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跟踪。
 
这篇大标题为《“学独联”废青沉迷夜店勾女，醉生梦死》的文章，对陈家驹在一天晚上的所有活动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描述。文章写道，当天傍晚6点，一群港独分子在尖沙咀“五支旗杆”搞集会，“学独联”召集人陈家驹、发言人吕俊贤带着港独旗帜参与，联同陈卓南、梁金成、郑侠等约十人大叫港独口号。晚上7点20分，他们一行人又走到文化中心广场，参加社运人士巫堃泰搞的集会，到晚上8时许，陈家驹、吕俊贤一行五人，三男两女到附近的麦当劳吃晚餐。一个多小时后，陈家驹、吕俊贤两人与其他人分道扬镳赶下个场子。他们两人搭乘巴士至牛头角下车，于晚上10点20分进入一间酒吧觅食。 大约半个小时后，吕俊贤独自一人走出酒吧，赶到牛头角港铁站接两女一男，然后又一齐返回酒吧继续吃喝玩乐。及至翌日凌晨1时许，陈、吕两人短暂出外，到附近的麦当劳买外卖，然后返回酒吧继续嗨，中途有一名长发少女喝到吐，在另一位男子陪同下离开。陈家驹、吕俊贤在酒吧泡足五个多小时，才一副醉态地与一男一女走出酒吧。之后这几个散发着一股酒气的废青仍然依依不舍，于凌晨近4点走入附近的麦当劳继续吃喝，逗留约半小时才上的士离开。


 
尽管这种狗仔队式的报道常常出现在娱乐媒体上，但陈家驹并不符合名人的定义标准，他只是“学独联”的召集人，并曾公开呼吁香港追求独立。
 
陈家驹称：“我没有职业，没有工作，我每天都在对自己说，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让香港独立。”
 
陈家驹所坚持的观点使得他成为一直在监督香港的地方当局以及中国政府的关注目标，因为中国当局一直试图消除香港的独立呼声。观察人士称，采用攻击性的报道策略对付像陈家驹这样的人士，只是中国政府的对应方式之一。
 
香港浸会大学(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的新闻学者闾丘露薇（Rose Luqiu）教授曾是香港著名的电视记者。她称，中国政府此举的目的是向人们传递信息，以期降低目标人物的可信度。此外，中国政府还想藉此对目标人物进行恐吓，让他们害怕，以制造寒蝉效应。


 
由于在香港试水的策略之后常常会在其他地方使用，因此，中国政府的这种创新做法可能也会带来全球性影响。
 
闾丘露薇教授称，香港是一个测试区，所以中国政府可以在香港开放的社会中测试不同策略。对于北京来说，香港也可以对媒体和宣传运动的运作方式进行测试。
 
事实上，中国政府在台湾使用这种策略已经促使总统办公室在今年1月发出警告称，《大公报》监视居民是“非法”之举，并且传播的也是“假新闻”。
 
与此同时，随着北京努力消除香港的独立呼声，香港地方官员在去年宣布禁止香港民族党（Hong Kong National Party）运作，民族党也是第一个公开促进香港独立的政党。


 
民主活动家、前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Anson Chan）称，从各个方面来看，你会越来越深刻地发现北京并不是很在乎他们的做法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们只想证明谁是老大，只想让人们乖乖听话，并惩罚那些不服从他们的人。
 
为了将香港和中国大陆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政府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包括建设连接香港和大陆的新桥梁和高速铁路，制定《国歌法》禁止不尊重中国国歌的行为，以及考虑实行新的香港引渡条例。
 
在这些转变形成的大背景下，北京控制的报纸亦加大了攻击性报道的力度，由于这些报道极其详尽，以至于因为在就职宣誓时改变誓词而被撤销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的梁颂恒将它们比作日记，并称报道中的内容比他自己的Facebook网页还要详尽，如果他忘记了自己在哪一天曾经见过哪些人或是去过哪些地方，只要看一下《大公报》的报道就行了。


 
在被一些报纸以及其他人盯上后，梁颂恒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他在一家咖啡馆接受《环邮》采访时称，因为常常被人盯梢，他在前往一些地方时会兜兜转转，比如他在和《环邮》记者会面之前，就设法甩掉了跟着他的一名当地私人侦探，现在香港的维权人士基本人人都掌握了这种技能。
 
梁颂恒称，对于他们来说被盯梢已经是家常便饭，但香港出现这种现象实际上很奇怪也很危险。
 
盯梢梁颂恒的私家侦探是一家私人保安公司的年轻雇员，他只透露自己姓李（Lee），因为他的老板并未批准他和像梁颂恒这样的人合作。
 
李曾经培训过数十名盯梢人员，他称，香港维权人员面临的危险越来越大，因为他们已经引起更多关注，其中包括一些相关报纸的关注。


 
《文汇报》针对一些维权人士所做的报道还包括描绘三角恋传闻，以及观察记录其认为可疑的行为。在《文汇报》去年年底发表的一篇报道中，香港独立维权人士Paladin Cheng被描述成偷偷摸摸与人会面，然后又鬼鬼祟祟地离开。《文汇报》的相关报道对Cheng先生造成了严重影响，比如在他做完手术休养期间，因为该报发文称他没有去工作，他的公司给他发了警告信。
 
此外，Cheng先生还遭遇了更直接的恐吓，包括有被其称为“歹徒”的人闯到他家里；在圣诞节，他在朋友家里收到一张不知名人士发来的贺卡，他认为这张贺卡表明他的行踪已经被监控。
 
但是，这些报纸所做的密集报道本身就带有威胁性。


 
曾与抗议从香港走私货物到大陆的北区水货客关注组(North District Parallel Imports Concern Group)合作的梁振英表示，这些报道会将有关人士公诸于众，让人们知道他们在反对政府。
 
《大公报》和《文汇报》均未回应《环邮》的置评请求。
 
澳大利亚学者卡里科（Kevin Carrico）也曾成为此类报道的主角。卡里科去年12月到香港旅行时发现有人一直尾随他，他在地铁上就注意到一个身穿牛津大学运动衫的女子，后来他在商场乃至商场的卫生间都看到了这名女子。没过多久，卡里科就出现在《文汇报》的头版报道中，文中有他在机场的照片，这表明该报早就知晓他的行程，报道还称，在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研究中国问题的讲师卡里科是嘲笑中国政府的“港独支持者”。
 
在此之前，卡里科曾到香港发表有关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地从事干预活动的演讲。卡里科惊叹于《文汇报》的员工显然是在很无聊的一周里一直坚持跟踪他，但他同时亦称，这表明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控制越来越严。
 
卡里科称，中国政府正在利用香港的新闻自由，将直言不讳和进行积极调查的媒体武器化，以用于实现其政治目标，这样做已经导致自由媒体和试图保护新闻自由的人站在了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