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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审读员”的心路历程 (2)




与会的几位老家伙互相交换一下目光,脸上都露出原来如此的麻木神情。我心想,要是在文革前,我也许会为党的信任而感到高兴,甚至感到自豪;而现在,经过十年文革,特别是六四镇压及随之而来的清查运动以后,我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奴才心理已经基本清除,对臣民社会和公民社会已经有所认识。因此,对审读学报,当学术警察,不仅没有一点兴趣,而且十分反感。

项处长接着讲,具体操作方法是:把我们省内的大专院校办的20多家学报,分配给我们在座的各位,每人负责对三四家学报进行审读,然后,每个人写一份审读意见交给我们。

最后,项处长说,大家知道,我们新闻出版局是个清水衙门,只能象征性的给大家发一点辛苦费,请大家多多谅解。



项处长讲完,他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经过六四镇压和清查运动以后,大家都变得谨言慎行,在底下闲谈,或饭桌上的朋友之间,大家也可能阴一句或阳一句,发点牢骚,说些心里话,但在这种正式会议上,谁还愿意发言? 另外,据我所知,在座的几位退休主编里,贵大的徐达和民院的徐成淼都是文革前来自上海复旦的大学毕业生,他们被发配到贵州这个穷乡僻壤,可能都有一些原因。如徐成淼五七年被划成右派,要是没有改革开放,他怎么会成为民院学报的主编?另外,贵阳师专的蓝泰开,也像我一样不是党员,我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够被安在高校学报编辑部主编或副主编的位置上,完全是因为我们在学术成就方面能够使高校教师接受和服气。所以,在座的诸位除了师大的张祥光,都不是根正苗红的人物。大家不讲话,是因为大家都历经沧桑,看穿了各种政治把戏。

项处长见大家都不发言,就说大家都很谦虚,如果没有不同意见,我们今天就把学报领回去,争取在两周里审完,交一份审读意见给我们。



从出版局大楼出来,我和师大学报原主编老张一路向喷水池方向走。老张的样子像个农家子弟出身,四川人,历史专业毕业,原是师大历史系的系主任,是个老党员,80年代中期,由于师大学报编辑部的负责人身体不好,才把他从历史系调到学报负责主持学报编辑部的工作。由于我们学报编辑部和师大学报编辑部在全民经商的大潮中,曾经联合办过电脑排版服务部,从事电脑排版业务,为两家学报编辑部的同志谋点福利,所以,作为两家学报编辑部的负责人,我和老张曾经接触比较多。老张给我的印象是头脑灵活,没有知识分子的书生气,对许多社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印象最深的是在一次全省高校学报理事会上,大家讨论关于对外稿收取版面费的问题。我说,本来学报的来稿中,质量高的稿子就少,对外稿一收版面费,会不会外稿会更少,影响学报的质量?

老张说,管那么多干什么?办得好,领导也不会奖励你;办得差,也不会追究你的责任。办垮了又如何?

我当时听了很惊奇,心想,一个老党员,怎么这样讲?后来我渐渐明白了:老张已经看破红尘,对发展学术,已经不抱什么希望。

我们两个边走边聊,我这次又犯了傻气,问老张说,新闻出版局设立审读制度,对各高校小报进行审读,你觉得有必要吗?
老张说,上级领导的事,我们管那么多干什么?(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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