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审读员”的心路历程（7）

人类社会走过了一两百年，德国和法国的专制统治都已经灰飞烟灭，进入当代文明社会；而打着为人民服务的中共统治，仍然维持着一两百年前的独裁专制统治，对全国人民进行言论控制和思想管制，把搜集情报的触角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千方百计扼杀人们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企图让全体臣民变成像羔羊一样的奴才。给这种专制政权当学术警察，不仅没有意思，而且也不光彩。

怎么办？断然拒绝自然很不明智，毕竟大家生活在这种体制下，而且每月还要领取退休金，所以，只能像其他几位退休主编那样应付。不过，当我提笔写审读报告时，我没有按新闻出版局的要求，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搞鸡蛋里挑骨头，而是指出我审读的几份学报中一些学术质量和学术规范方面的问题。



大概项处长发现我的审读报告太不合他的口味，于是，勉强干了一段时间，就没有再通知我去新闻出版局领审读学报。

这就是说，我被从“审读员”小组清退了。

附录：关于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异化论及人道主义运动的背景材料（摘自崔卫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始末》一文）
1983年3月7日，中央党校礼堂里，一场气氛热烈的学术报告会正在进行。报告人是前中宣部副部长、此时仍然担任中宣部顾问的周扬。出席这场报告会的有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邓力群。报告结束之后掌声经久不息。王震和邓力群都走上前来与周扬握手。王震还好奇地问：“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你说的‘yihua’，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他指的是“异化”二字。

   这是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学术报告会，周扬在报告中检讨了1966年之前的“十七年”，自称在“人道主义与人性问题的研究”及对有关文艺作品的评价方面，“曾经走过一段弯路”：“那个时候，人性、人道主义，往往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不能作为科学研究和讨论的对象。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这种批判有很大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人把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错误批判，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他们推行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制造舆论根据。过去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错误批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带来了严重后果。”



这份报告受到热情欢迎是容易理解的。沉浸于报告带来的兴奋之中的在场人们，恐怕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预感：因为这场报告，一场始料不及的新的寒流就在近处不远，历史正是从这里又拐了一个弯。

这年秋天10月份，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一年前这次会议确定的中心议题是“整党”，但是在邓小平10月12日的全会报告中，除了原定计划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既然不能搞“精神污染”这种东西，于是就需要“清除”它。事情很快演变为全国范围之内的一场“运动”。直至年底12月14日，胡耀邦召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视部领导人谈话，提出可能存在“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的问题，并具体提出八条注意事项，这场“不叫运动的运动”（顾骧语），才得以平息。

胡乔木本人在1984年1月3日在中央党校周扬报告的同一地点发表演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这份讲稿后来发表在《红旗》杂志上面，很快又以单行本的形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似文件如同文件，产生很大影响。其中完全否定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融合起来的任何努力并将有关讨论说成是“根本性质的错误观点，不仅会引起思想混乱，而且会产生消极的政治后果”，“诱发对于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于是这场始于1979年的大讨论基本结束。（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