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起死回生的原因

近日，纽约时报刊登了巴德学院(Bard College)教授Ian Buruma的文章提到，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用带着浓重湖南口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许多爱国人士雀跃欢呼。当时的中国人有相当一部分不是共产主义者，但经历了多年的外强凌辱、日本的残酷侵略和血腥的内战之后，中国终于得以实现统一，仍然让他们欢欣鼓舞。大约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第一次重获尊严。这一点被广泛归功于毛泽东。

许多中国的爱国者有一天会为他们的热情感到后悔。毛泽东不仅将矛头指向他所谓的“阶级敌人”，或者基本上所有没有像奴隶一般追随他的人，他还对中国人民施加了更甚于日本人的暴力。据信导致多达200万人被害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他发起的几次大清洗中最后的一次。

然而，毛泽东统一国家、恢复民族自豪感的壮举，仍是许多中国人尊重他的遗产的一个原因，也是中共持续垄断权力的合法性的一个来源。对暴力混乱的恐惧根深蒂固，并一直被反复灌输给各个年龄段的中国人。党的宣传者坚称，没有共产党的统治，中国将再次陷入混乱，深受外国敌对势力之害。



不过还有其他原因使中共得以维持在中国的权力，尽管其他几乎所有地方的共产主义统治已经崩溃。

共产党极好地适应了资本主义。目睹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民主改革之后苏联的境遇，中国的统治者拒绝走他的老路。在要求类似改革的中国人在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中被残酷杀害后，中共与大多数抗议者所出身的城市受教育阶层达成了默契。一党统治将创造人民致富的正常秩序，作为交换，他们不再发起政治抗议。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与新加坡没有太大不同，后者也达成了类似的交易，虽然压迫性多少小一些。事实上，被视为中国伟大的现代改革者、1989年镇压异见人士的邓小平，也崇尚资本主义与专制结合的新加坡模式。

但共产党统治在中国的成功有着更深刻的历史缘由。中国的帝制权力一直有某种准宗教信条的支持。中国的皇帝充当了天地之间的中介，被当成是半神一样的人物，既是神圣的权威，也是世俗统治者。儒学起初是道德哲学及政治哲学，后成为强加的意识形态，用来灌输对权威的服从——从家族中的父亲、宗族中的首领，一直上到皇帝。



这或许并非孔子或他的追随者孟子的本意。他们更看重的，是培养士大夫的美德以及严格遵奉道德规范：古代的儒学是一种实现和谐社会秩序的蓝图。而近期香港的抗议活动以及台湾活跃的民主显示，很多中国人积极反对威权主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些地方的存续总的来说好于大陆。

但今天的统治者为了支持社会等级制度和专制统治而对儒家的利用，并不比一千年前少。这一信条的官方倡导者，对起初作为一套人文主义哲学的儒学进行了威权主义的诠释。

这个基于道统的封闭系统，让现代改革者很难质疑或摆脱。仅仅推翻一个特定的帝国政权是不够的。中国的改革者认为，要发起一场因民主之名的真正革命——20世纪初数十年间曾有过这样的尝试，就必须将这一道统与神圣的统治者一同铲除。

这是1919年的所谓五四运动的要旨，当时学生和知识分子打着“赛先生”和“德先生”的旗帜走上北京街头游行。必须摒弃儒学这门几千年来维持着中国文化与政治的意识形态。科学在一些中国思想家眼中成了新的信条，某种可以解释一切的东西。



五四一代的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被马克思主义吸引，恰是出于这一原因。它以一种有着坚实道德成分的另类现代政治和科学道统，填补了后儒学的真空。早期中共领袖之一的刘少奇（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清洗，在监禁中任由其死去。）在1939年写了一本题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小册子。他对理想革命者的刻画强调“自我修养”，听上去充满儒家色彩。

即便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教分离也没有发生。毛泽东的行事风格就像一个神圣皇帝，他的思想如同儒家经典，必须背诵和尊崇。在20世纪60年代，对毛泽东“红宝书”的不敬或者哪怕只是无视，会被当作亵渎神明一样对待，一个人可能会因此被送过去古拉格一样的集中营接受再教育——前提是他或她还没有被处死。

毛泽东去世后，特别是在邓小平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革后，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开始丧失效力。党员口头上支持党的正统，儿童依旧在学校学习这种正统，但民族主义乃至些许陈腐的儒家思想，开始取代旧有的共产主义信条。这也形成了一些中国人和专家所形容的“精神真空”。



填补这种真空的一个方式是皈依基督教，或者加入法轮功之类的精神修行团体，党的领导人对此深感惊慌。政府之所以如此大力镇压在党的控制之外独立运行的宗教组织，恰恰是因为与国家正统相竞争的信条具备固有的颠覆性。

国家主席习近平清醒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正因为如此，他竭力收紧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复兴毛泽东思想，同时打压高校、大众媒体和网络中的异见想法。他的个人崇拜、强调严格的家长式领导以及强调自身哲学思想权威的做法，被广泛视为在一系列平淡无奇的技术官僚执政之后，重新恢复共产主义帝国统治的一种方式。

然而习近平并非毛泽东，他缺乏成为现代皇帝的魅力。但新加坡模式的某个更严厉版本，可能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取得成功。中共仍会以秩序、民族荣光和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代言人自居，以此作为其统治的依据，同时（一部分）民众会继续致富。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性质，并不是很重要，人们是否真的相信也不重要。儒家同样有很多门派。重要的是，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会强迫人们服从。而只要党依然掌权，国家对精神和知识生活的控制，将阻止人们找到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