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王国中的杀戮(12)

8 月15 日晚上，郑家大队，郑会久、郑逢格按照蒋文经等人的布置，召集四类分子（含子女）训话。会上，郑会久喝问钟佩英：“你到宁远去，为什么不请假？”钟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为什么要请假？党的政策规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可见，钟佩英是熟悉当时党的政策的。但没等她说完，郑会久又是一声喝问：“钟佩英不老实，怎么办？”“捆起来，送到公社去！”众人一声吼。

捆钟佩英时，她的两个儿子（一个18 岁，一个20 岁）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结果被贫下中农打得口吐鲜血；钟佩英被拖到山上用锄头扁担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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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掉钟佩英之后，行凶的人又想起钟佩英的两个乃崽（儿子）还在，肯定要给老母亲报仇，怎么了得？有人提议：“干脆一起搞掉算了。”马上有人附合：“一起搞掉心里安然。”于是，他们回头又到钟佩英家。钟佩英的两个儿子以为母亲真的是送到公社关押，白天搞双抢累了一天，明天还要出工，出工不下力又要挨批斗，两个人就赶快洗脚睡觉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母亲是被拉出去搞掉的，人们把他们从床上拖起来，分别拉到后面和对面的山上，一顿锄头扁担照章办理了。

事毕，折腾了半夜的人们又聚集到钟佩英家，翻坛倒罐，寻找罪证。翻了半天，没找到什么东西，就将钟家喂的几只鸡鸭全部宰了，一锅熬起，又打来几斤烧酒，宵起夜来。

郑会久第二天早上赶到公社，向蒋文经汇报。蒋文经一听，哈哈大笑，连声说：“好得很！行动快，有魄力！”郑会久这才把心放到了肚子里，以后杀人也就不再在乎什么了。

《血的神话》一书作者曾经亲自找到郑家村支部书记郑逢姣，询问钟佩英的情况，郑逢姣讲：“那是一个很体面的女人家，那时大约四十多岁，念过书，粗活细活都拿得起，还会做衣裳。听说是蓝山那边一家大户人家的女人，解放初期跑到贵州，和我们大队在那里做事的郑元君结了婚。六五年清理阶级队伍时遣送回来的。”问起郑元君什么成份，有何劣迹，他说：“郑元君土改时没定成份。他一直在外面做事，在乡里没听说有劣迹。”（第9章）



以派性杀人还有这样一个案例。东门公社友谊大队有一个 26 岁的贫农社员何善亮，是县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又是社教积极分子，应当说这次杀人事件中应该也是杀人积极分子，至少不会被杀，可他却鬼使神差地参加了“革联”，结果被“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了死刑。开群众大会宣布他的罪状有两条，一是私通“革匪”；二是挖社会主义墙脚。所谓“挖社会主义墙脚”，是指60年大饥荒时，他偷了生产队两蔸菜。这条罪状现在看来有点可笑，可是 60 年道县饿死的人有三万多，因此，大会讨论时，广大贫下中农社员群众群情激愤，异口同声喊杀。大队支书蒋世明便批准：“把他跟那几个地富一起搞掉算了。”类似案例在上关区各个公社都有，比如万家庄公社五星大队的干部因怀疑一个名叫张初学的青年社员参加了“革联”，就把他牵出去杀了。（第20章）
（三）报复杀人案。当道县滥杀风刮起以后，一些人便趁机开始进行报复杀人，唐玉的被害，就是一例。唐玉家庭出身中农，原小学教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乡务农。久隹公社公安特派员蒋白举在唐玉所在大队蹲点时，“蹲到了女人肚子上去了”。唐玉帮着女方写状子，把蒋白举告了，结果蒋白举受到上级批评，影响了仕途。蒋对此怀恨在心。8月16日，区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区法庭干部周仁召开全区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议，周仁在会议上称：现在政法部门都瘫痪了，真正是罪大恶极的五类分子由贫下中农讨论干掉他，事先不用请示，事后也不用报告，最高人民法庭就是贫下中农。如果我们内部有叛徒，不管他是脱产干部，还是带手表的，在哪里发现就在哪里搞掉！他还针对所谓“人民党”成员、久隹公社农民唐玉想当区长一事称，“我今天就打发他到阎王那里去当区长！”散会后，周仁当即指使久隹公社公安特派员蒋白举带领该公社与会人员共约三、四十人，冲到唐玉的家，乱棒将其打死，丢在水塘里。（第17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