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COVID-19中放弃的自由，我们还能夺回这些自由吗？

 
（大中报/096.ca讯）加拿大环球邮报上周发表了Philip Slayton的专栏文章。他著有两本书《伟大的判决：加拿大最高法院如何管理你的生活》和《一无所有：一份关于加拿大自由状况的报告》。

他发出一个问题：我们能负担得起自由吗？

一种真正的自由，而不是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是否干扰了我们生存所必须做的事情？如果是的话，我们将放弃多少自由来生存，免于疾病，得到足够的食物和适当的住所？是自由的全部还是一些，还是完全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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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流行之后的时间里，我们将面临在紧急情况下放弃的自由。我们是否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国际旅行？警察能把我们挡在省界之外吗？在自己的城市里，我们可以自由行动吗？政府能命令我们呆在家里吗？政府能限制集会的权利吗？菲亚特克莱斯勒能关闭企业吗？政府能控制物价和征用货物吗？我们需要一支更大的军队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吗？我们必须按要求告诉警察我们是谁，我们要去哪里，为什么吗？（几天前，当Slayton穿过多伦多市中心一个熟悉的、现已荒芜的公共广场时，他发现了一个新的标志，上面写着“准备好个人身份证明”。）是否应该通过明显增强的强制性监控技术来跟踪市民的行踪？政府是否有权通过有限的医疗资源配置来决定谁生谁死？

在自由民主国家，当COVID-19强悍的力量在流行期间把一切都压扁的时候，一个政治强人开口向惊恐且感激的支持者宣布他将不惜一切代价去做任何必须做的事。他告诉我们，无论现在和未来，大包大揽的政府和国有垄断经济将拯救和保护我们所有人。如果我们不得不放弃自由，那就这样吧。毕竟头上有片瓦和吃饱肚子，起码活着是 值得的。
 
政治家一旦拥有了极端的行政权力，就很少放弃。他们很少离开王位，回到乡间小屋，默默无闻地生活，耕种花园。据说，罗马独裁者辛辛那图斯（Cincinnatus）在击退了外国入侵后，放弃了绝对权力，重新在自己的小农场里耕作，但那是两千五百年前的事，这个著名的故事可能是虚构的。即使美国前总统布什退休到德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镇，他也会给人们留下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应对紧急情况的严厉措施很少有终止期限（日落条款sunset clause），奇怪的是在紧急情况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后仍然有效。世贸双子塔在2001年被摧毁，但是那时颁布的《爱国者法案》和那时成立的国土安全部，以及助长它们的恐惧和信念，仍然伴随着美国。加拿大于1917年开始征收所得税，作为资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临时措施。当时的财政部长托马斯·怀特爵士说：“这项措施没有时间限制……战争结束一两年后，应该重新审查这项措施。”

当然，现代加拿大是不同的。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温和、民主的国家，一个拥有权利和自由的国家，一个不允许过度反应的国家。我们中的许多人很容易认为我们的自由没有受到威胁。我们不是欧尔班主政下的匈牙利，也不是埃尔多安主政下的土耳其，甚至不是川普主政下动荡和愤怒的美国。这是家园，一切都会安定美好。家园应该也会回到原来的样子，即使不完全是原来的样子，起码也应该接近。我们将保持一个自由的社会。

但这种信心是错的。它忽略了我们周围的权利滥用的危险。其中一些危险并且不是现在才有的。长期以来，加拿大政府的结构允许行政权力的过度行使，而对权利的尊重鼓励了权利的使用。而另外一些危险是新的，是紧急情况造成的。出于恐惧和忧虑，人们渴望赋予政府新的权力，将权力集中在联邦政府，消除令人困惑和矛盾的省级标准，进一步加强政府权力机构，淡化立法部门的作用，确保公民自由不妨碍采取果断行动。我们是否会看到《权利和自由宪章》中“尽管如此”条款的使用大幅增加？和平集会自由、行动权和我们不被任意拘留或监禁的权利将如何？



加拿大总理有时被形容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政治执行官。就在去年，《环球邮报》的Doug Saunders写道：“总理和他的幕僚不单是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所有意图和目的来看，他们就是政府。”不能总是相信行政部门能够诚实和明智地行使其巨大权力。例如，2015年自由党竞选纲领说：“我们致力于确保2015年将是在‘票多者得’制度下进行的最后一次联邦选举。”2017年初，在一个跨党派下议院委员会提出比例代表制后不久，总理特鲁多认为他衷心承诺的选举改革在实际操作不方便，于是放弃了改革。在2015年的竞选活动中，特鲁多明确拒绝采用综合立法，这是一项庞大的法案，往往将有争议的措施深藏其中，以转移辩论和争议。然而，一旦掌权，综合立法就成了一种认可的自由党技术。例如，2018年的C-74号法案被政府称为“例行”预算执行法案，但隐藏了500多页的有争议的碳定价条款和延期起诉协议的刑法修正案（有人记得SNC-Lavalin事件吗？）。最近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是在没有任何讨论或宣传的情况下，COVID-19紧急立法（法案C-13）试图让内阁在2021年12月之前在没有议会批准的情况下有能力增税和花钱。当反对党政客和记者注意到这一议案时，该议案被撤回。

加拿大行政权力的影响力因加拿大人民对权威的尊重而放大。加拿大人与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不同，并没有失去对专家、技术官员和主政官员的信任。加拿大的核心身份包括对制度的忠诚和顺从。礼貌和恭谦被认为是加拿大的重要特征。人们根深蒂固地不愿挑战权威，渴望避免冲突。这些都是能够促进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品质，它们赢得了全世界一些人的尊重甚至钦佩。但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过分顺从是危险的。这使我们对以我们的名义所做的事情过于顺从和沉默。因为我们已被系统地被剥夺了自由，所以我们只能佯装不知。

“分诊Triage”是目前的一个热度极高的词。它是从许多需要注意的人或事中选出最重要的人或事的过程。分诊不仅仅是ICU医生必须做出的艰难决定。它也适用于加拿大社会和全世界社会现在必须作出的基本选择。我们现在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三件事上：公共卫生、经济和自由。我们不能对每件事都给予同等的关注和资源。目前没有人会质疑公共卫生是最受关注的问题。没有人会怀疑下一个受关注的问题是经济。还有精力去管自由吗？现在是我们担心呼吸机和失业的时候。我们可以以后再担心自由。

说到自由，4月29日，美国公司特斯拉CEO马斯克在电话会议上称政府的居家隔离政策是“法西斯主义”，强行把人们关在家里，剥夺他们所有的宪法权利。马斯克认为无法恢复位于加州的特斯拉工厂，将会带来严重的风险。“我认为人们很生气，非常生气，如果有人想待在家里，那很好，应该允许他们待在房子里，不应该强迫他们离开。但是说，他们不能离开自己的房子，如果离开就会被逮捕，这是法西斯主义。这不是民主。这不是自由。把人们的自由还给他们。”大多数网民认为此番言论是因为马斯克希望工厂能尽快正常开工生产。

加拿大央行前行长、时任英国央行行长Mark Carney在2015年一次有关气候变化的演讲中提到了“地平线的悲剧”， 指出气候变化带来了当前和潜在的金融稳定风险，并指出金融决策者必须采取有效行动。受地平线的悲剧影响的不仅仅是气候变化。COVID-19流行也出现了类似的困境。面对一场巨大而危险的全球医疗危机，似乎有必要让特鲁多使用战时的 “全民动员”， 做出有力的回应，做必须做的事。

但是地平线上有什么？自由会在那里等着我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