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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案五周年 中国维权律师生存令人堪忧

来源: 大中报 冯惠蓉



(大中报/096.ca讯):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709案五周年之际,中国维权律师生存状态总体堪忧。上百名维权律师被当局从拘押中陆续放出来后,工作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维权事业举步维艰,悲观情绪普遍。与此同时,也有案件亲历者认为,维权过程促使自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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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案梗概
2015年7月9日起,上百位中国维权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及其亲属,在中国20多个省市被警察抓捕、传唤、刑事拘留、带走、失联和约谈,他们被控罪名包括“煽颠罪”、“扰乱法庭秩序” 、“寻衅滋事”等。资料显示,至少280多人在事件中受波及,他们出来后继续被监控,工作生活艰难。这次事件是当局全国范围内打压维权的一次集中行动,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严重关切。



“团聚永远是个梦”
湖南维权律师谢阳709案中被控“煽颠覆”后曾当庭认罪,并否认遭受酷刑。不过,谢阳星期三(7月8日)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并未兑现在认罪交易中对他的承诺。

他说:“出来以前我在看守所,与国保谈了一下未来我工作上的事情,他们答应我,出去以后你会像其他律师一样,可以正常地开展业务。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他们在我出来后向我所在律所发出了一个明确指令,不允许我代理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和法轮功案件。”

他的律所严格限制他的业务,除一般案子,不能接其他活,连“寻衅滋事”和“P2P”案也不行。他说,“工作自由的问题上,我没有获得一个普通律师所应有的权利和尊严。”

最令谢阳失望的是,迄今没有获准出境,与在美国的妻子和孩子团聚。谢阳对美国之音说:“生活上他们以前也曾答应过我,说我可以自由地出入国境,与家人团聚,事实上他们对我进行无休无止的‘边控’,想一辈子禁止我离开中国,给我生活上造成非常非常大的麻烦。”

为此,谢阳多次找看管他的国保交涉,对方说“无能为力”,“你安安静静在国内呆上两年,给当局一个信心”。谢阳反问,“我们以前在看守所里所做的交易还有没有用?”对方回答,“这个事情他管不了”。谢阳说:“我和我的家人团聚永远是个梦,让我非常非常痛苦”。



卖文为生受阻
广州709案律师隋牧青的境况似乎更差,他和许多709案律师一样,被当局吊销了开业执照,打碎了他的饭碗。

隋牧青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2018年吊证以后基本没有再工作,因为很难再工作。这两年生活和经济状况肯定比以前差很多。本来现在互联网很发达,可以写文章,不过,我写的东西被屏蔽的太快,而且公号设了以后,很快就被给封掉,所以想通过文字,写文章,获得一定的收入难度颇高。”

隋牧青说,依据他过去的经验,靠自己的笔杆子,维持生活还是有可能的。不过,709案后,一切都改变了,疫情爆发后,就业暂时更不能考虑,因为社会上失业压力本来就已经很大。他说,709律师中除他以外,很多人目前都生存艰难。

重创子女心理
北京商务律师余文生曾协助多位709律师进行维权,2020年6月17日被徐州法院秘密审判,以煽颠罪判处其四年徒刑,剥夺公民权三年。他的妻子许艳正在设法帮助丈夫上诉。

许艳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她和余文生的遭遇严重影响自己十几岁儿子的身心健康。许艳说,她会正面直接告诉孩子家中的事情。平时接受采访,孩子都是有意无意地听到,因为家里空间很小。许艳说,多次被警察传唤到派出所,威胁、恐吓、夜间敲门,随时抓捕,处境非常困难时,孩子会跑过来,紧紧抱着她。



余文生被押时间越长,儿子思念心情越切,许艳说:“孩子看到我的辛苦,不愿给我太多负担,于是有的时候,他会在家里来回地走。想他爸爸时夜里两三点都睡不着觉。(采访中许艳此时哽咽)我知道他在想他爸爸。他特别想时,会去他爸爸曾经带他去过的一些景点,有的地方会去5、6次。我知道,每次选择那个景点就是又想他爸爸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是余文生当时带他去玩的地方,每次说到孩子,我就很心疼。”

维权家属感言
7月8日,为纪念709五周年,709律师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谢燕益的妻子原珊珊、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翟岩民的妻子刘二敏,联名发表《风雨同舟-“709”五周年感言》一文。

文章说,面对数次逼迁、出外被跟踪、访客被骚扰、国保约谈成家常便饭、幼小的孩子被赶出学校,失学在家;高中毕业孩子因护照被限制不能自由出境求学,她们曾“满怀悲愤”,事后回忆则“泪中帶笑”,因为“闯过了那死阴的幽谷!”“709”的人能活着出来,家属能笑着生活,要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帮助。

上述四位维权人士的妻子,2018年12月17日曾集体剃光秀发,高调抗议天津二中院司法不公,喊出“我可以无发,你却不能无法!”那次抗议活动与先前李文足徒步寻夫,成为中国维权动态的抢眼新闻。

悲观与希望
709大抓捕五周年之际,中国维权形势如何?谢阳说,当局对维权律师的打压还在升级,只是改变了方式,709大抓捕这种形式对国际影响太大,现在改变了策略。当局单个对付维权律师,先把你的律师证吊销,如果你不屈服,下一步就是刑事迫害,没有了律师身份,外面的关注度会明显下降。他说,就这一点,“当局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谢阳说,中国律师最稀缺的品质就是勇敢,不过,他对中国目前维权现状的前景比较悲观,大家聚起来已经很难。

对此,隋牧青认为:“不用展望维权前景,维权早已经暗淡下去了。当然,未来是另外一回事,我对中国的前途还是相对乐观的。如果单说一个维权运动,那它早已被打得基本上没有了,这已经是事实。”



谈到709后的维权经历,许艳则表示:“首先我肯定是成长了,而且成长得非常快。之前两年多,我主要是在家庭,但是两年多来,我迅速得到成长,无论是人生阅历,还是对很多事情以及人权法制、自由等这些方面的看法,我都有一些进步,得到成长。”

另一方面,香港明报7月9日刊登的香港大律师张耀良《“709”后中国维权律师运动》一文说,“我们不能说在 “709” 事件中所有维权律师已经被全部一网打尽,这并不符合事实”。

文章说,多位著名人权律师并未被捕,事后也未有“特别受到逼害”,不过,就事件本身而言,“原因我们不清楚,中国执法人员行为往往並不一致,执法标准或行为方式也视乎各地或各别人员而有异”。

这篇文章说,未受波及的这些律师“平日沒有和官方有太多严重的冲突,也沒有明显公开批评官方”。虽然他们也参与人权案件,但是没有明显参与维权律师聚会,或者相关组织活动,行事方式较为“低调”,因而“未有遇到太严重的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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