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民粹势力正在全球崛起，为何他们在加拿大毫无建树？（评论，上）
（大中网/096.ca讯） 加拿大环球邮报专栏作家 Andrew Coyne 日前发表一篇评论说，在整个民主世界，强硬右翼势力正在不断壮大，他们糅合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并持有反移民、反民主的思想，并与威权政权关系密切。
美国当然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在美国总统川普治下，美国已经成为全球右翼狂热分子眼中的“灯塔国”。但环顾七国集团（G7），类似现象比比皆是。
在德国，激进排外、亲俄罗斯的德国选择党（AfD）刚刚在德国的Saxony-Anhalt州首次赢得一场选举。该党一些主要人物完全可以被称为新纳粹分子。如今，德国选择党已成为联邦议院最大的反对党，并在一些全国性民调中跃居第一。
在法国，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Marine Le Pen）虽然努力将自己重新包装成“后法西斯主义者”，但其反移民、亲俄罗斯的政治吸引力并未因此减弱。尽管她最近因挪用公款被定罪，但如果近期举行总统选举，她仍有可能当选。
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曾是川普的拥趸，执政后虽然缓和了部分立场，但她领导的极端民族主义政党“意大利兄弟党”仍未完全摆脱其法西斯主义根源。
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Sanae Takaichi）虽然出自于过去71年中执政长达67年的自由民主党，路线长期偏左，但她出身于该党的极右翼派系，其政治主张融合了强硬民族主义、社会保守主义，以及掩盖日本战争历史的意图。
在英国，由法拉奇（Nigel Farage）领导的英国改革党尽管近几个月失去了一部分支持，但在民调中仍与执政的工党不相上下。
而这些还只是最突出的例子。纵观经合组织（OECD）国家，情况大致相同：在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Recep Erdogan’）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领导的强硬右翼、挥舞民粹主义大旗的政党正在执政；智利、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也是如此。在捷克、斯洛伐克、瑞士、斯洛文尼亚、拉脱维亚、芬兰和新西兰，这类政党则是执政联盟的一部分。
在其他国家，即使这些政党并未执政，也已成为重要政治力量：在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挪威、波兰、葡萄牙和瑞典，无论以议会席位还是近期全国民调衡量，右翼势力都排在前两名；在丹麦、爱沙尼亚、希腊、荷兰和西班牙也拥有相当可观的支持。即使在匈牙利或立陶宛等地区，右翼政党虽然已被赶下台，但他们依然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右翼似乎正在世界各地崛起，除了加拿大。
当然，还有少数几个例外，例如爱尔兰、墨西哥，也许还有其他一两个国家。
加拿大无疑是其中最显著的异类。不仅执政的自由党在民调中遥遥领先，就连反对党保守党，如果放到许多经合组织国家中，也可能被归入中间偏左。与此同时，最符合“右翼”定义的加拿大人民党在国会中连一个议席都没有，民调支持率也只有区区1%。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加拿大迄今没有被卷入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的漩涡？可能有几种解释。
首先，当一个国家将近50%的人口本身就是移民或移民子女时，要发动一场激烈的反移民政治运动并不容易。（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这一比例当时为44%，此后两三年的移民潮必然使该数字有所上升。）
一般而言，对移民的反对情绪往往在那些很少接触移民的地方最为强烈。
即使自由党政府前几年的移民政策产生失误，加拿大民众的反对情绪也相对温和。这或许与加拿大的地理位置有关——我们三面环海。因此，那种声称加拿大即将被移民“淹没”或“入侵”的恐慌性说法，很难长期站得住脚。
煽动反精英情绪，在加拿大也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容易引起共鸣。例如，加拿大并没有像美国那样经历一连串巨大的社会创伤——“9•11”恐怖袭击、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以及房地产市场崩溃。这些灾难使许多美国人认定，领导人面对天灾人祸往往束手无策。
当然，加拿大也存在自己的社会隔阂，包括如今困扰大多数民主国家的文化、教育和地域裂痕——一边是傲慢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大都市居民，另一边则是勤劳的小城镇和乡村居民。只是这些矛盾尚未恶化到如其他国家那样互相攻讦的程度。
蒙城麦吉尔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的讲师波特（Andrew Potter）也是知名政治学者。他认为，这或许是因为加拿大地广人稀，这些矛盾被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语言慢慢吸纳。
正如我们如今所看到的，这些地区和语言矛盾本身已经足够强烈，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通过精英之间的妥协来处理，因此尚属可控。加拿大在处理这类问题上经验丰富。尽管这种方式需要付出代价，而且经常令人恼火，但也让我们掌握了一种有时被称为“相互迁就”（mutual accommodation）的政治技巧。
随着美国总统川普在第二任期推行更具侵略性的单边政策，各国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前景迅速恶化，以至于这些政党纷纷急于与他划清界限。如果他们最近的支持率有所改善，那也是靠他们自己的努力，而绝非川普的支持。（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