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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兴点,别郁闷。但谈何容易?

高兴点,别郁闷。但谈何容易?

Hey, be happy. But is it easy to be happy?

当人们谈到财富,人们总是认为越多越好,然而可能这只是人们的一个错觉,财富并不能使你拥有幸福感。
温饱问题解决以后,人们就想要赚更多的钱,买更多的东西,奢侈品也逐渐变成了生活必须品,而人们却永远不会感到满足。

对幸福感问题的研究调查一直标明:国民收入的增长和国民幸福程度的增长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研究者们在全球范围内询问过几十万人,让他们评价自己的生活状态,而结果显示三十年来人们的幸福程度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很久以前就在研究这个课题,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起这个问题,难道这对他们研究经济也有帮助吗?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认为正是认为如此。生活中我们的内心是矛盾的,我们有了更多的钱、更美味的食物、更好看的衣服、更快的轿车、更大的房子、更多的假期、更多娱乐的玩物,也能拥有我们最为重要的的健康,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幸福感没有得到上升?

有人把经济增长看作是对社会进步的最大阻碍,经济学家只研究人们做什么、不做什么,而不去管人们的言论、想法,人们的幸福感的有无他们从不关心。只有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得到满足才能感到快乐,只注重经济的增长会让社会发展处于一种不健康的状态,如离婚率的上升对GDP的增加是有利的,因为除了会有诉讼费用产生,还会又多出另一个家庭。但是它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都是消极的。

如果能把这种对人们幸福感的研究融入到经济学理论中去,能帮助政府制定出真正有利于居民的政策和规划,至少更够有点鼓舞人心的项目,他们的研究才有意义。

莱亚德已经向英国首相布莱尔提交过一份关于幸福经济学的“新科学”,但有人说这既不是新的也不是一门科学。经济学家约翰•克里斯普就对此不屑一顾。

“经济学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这名多伦多大学商学院的院长说,“你究竟以什么来衡量幸福与否的?你想怎么来改变它呢,我对税收政策不满意,你能怎么做呢?”他认为,通过传统的增加收入的途径还是最有效果的,能最快地使人有幸福感,“如果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不要告诉我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他们会不开心。”

的确,没有人会不开心,但是这种幸福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我们想要的是相对的幸福感,是没有一个绝对的衡量标准的,人们总是喜欢与别人攀比,“身份焦虑”和嫉妒心理始终深藏于人类的内心,他们希望市场能满足他们一切,曾一度被认为是为虚饰的东西现在成了生活的必需品,人们永无止境的在为它奔波着。

如果政府要尝试让居民得到最大的幸福感。他们则首先要明确知道居民想要的幸福是什么,多伦多大学教授金•威尔说,没有任何政府的经济调节可以完全领会幸福感的内涵,因为它是一个有争议性的概念,而且它属于哲学范畴,与经济学理论有差异。

金•威尔在他的书《更优质的生活》中说道,人们忙于对幸福感这个问题的争论,就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个问题是关注的,也算是一种幸福程度的进步。争论得如此激烈,研究者们也不能很好的解释他们的一些发现。如同“鸡和蛋”的问题:幸福的人们往往都有着高收入,而不清楚他们是先有着高收入然后感到幸福的,还是因为他们感觉幸福所以能够工作的更好。

现在研究者们都相信,我们会感觉到幸福或者不幸福50%是由自己的基因决定的,同时,人们在经历了生活中的起起落落之后,会回到一个情绪的平衡点。

这被研究者们称作是“享乐适应”,曾对一些彩票中奖者和一些截瘫患者进行跟踪调查,发现原本高兴或者悲伤的心绪在若干年后又回到原点,虽然这个发现后来被认为是夸张了。

这很像一个英国诗人的名言“我想要的不仅是我自己能成功,别人一定要失败。”人们能得到别人得不到的东西总是最有满足感,如果你加薪了,那很好,若是周围的人没有同时加的话,那就更好了。

哈佛大学的学者发现,假设有两个职位,一个年薪5万,你周围的人只有2.5万;另一个职位年薪10万,而你周围的人有25万,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换句话说,自己有6万年薪而别人5万你会很高兴,但如果换成你有5万,别人只有1万的话,你会更能感到满足。

哈佛的心理学教授丹尼尔•格博特说,人类是一种只想着未来的动物,我们的很多快乐都是建立在对未来将会来临的快乐的期待上。

“我们把自己的未来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看待”,格博特在他的书《简单生活》中写道,“我们在构建我们的未来上花费着太多的时间,希望以后能过得快乐。”然而我们的“孩子”会不可避免的成为忘恩负义者,认为我们为它们的付出是理所当然,常常会令我们失望。

我们所期望的幸福的未来其实也是很平常的东西:美满的婚姻,健康的身体,顺利的工作,再多个宗教或者精神的信仰。高收入确实能带来满足感,但是到一定的程度人们对它就看的淡了,收入越往上涨回报给你的满足感就越低,如果为了工作而牺牲掉很多陪伴家人的时间,你的幸福感就更下降了。

1985年有人调查过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的美国最有钱的400名富翁的,发现他们的幸福程度和东非的马赛人是几乎一样的,而马赛人住的是茅草屋,没有自来水,连电都没有。这充分说明了经济状况的好坏与幸福感的高低并没有多大的联系。

同样的生存状态,在一种环境下被认为是贫穷的,到了另一种环境下看法就会发生改变,很多高收入的人还是认为自己过的很不开心,而有的收入平平的人过得却很自在。这是因为各人对自身的期望不同。

事实上,放平你的心态,不要期望得到太多,你就会有幸福感的。当你拥有星星的时候,不要再祈求月亮。去年,在对178个国家十年来的国民的幸福程度调查中,丹麦得分最高,加拿大第十,非洲的布隆迪排名最后。丹麦人说:“我们是最快乐的...lige nu.”翻译过来就是“现在,当下,但不一定持续很长时间”。丹麦人一贯对来年的生活没有多大的期望,他们很现实。年复一年,他们发现其实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的。
早在1972年,喜马拉雅王国不丹就曾经用GNP取代GDP,GNP是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他们解释说:物质水平提高是一方面,也是构成幸福安康的必要条件之一,但这并不能保证社会和谐。听起来很好,但作为一个国家政策实施起来是否真的创造了和谐呢?1990年,不丹政府将十万人驱逐出境,理由是他们不是正统的不丹民族人,这样的驱逐使GDP水平大幅下降,但不丹政府坚持,这并不妨碍他们的GNP水平,剩下的居民将继续享受着幸福。

别的国家是不是应该效仿不丹的这个政策呢,当然,驱逐居民出境的做法除外。

在英国,2006年的调查表示,称自己“非常幸福”的居民所占的比例从1957年的52%下降至了36%。布莱尔首相听从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的建议在国内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鼓舞人们对生活的热情,但不久这个活动就终止了,因为被报道说是“用政府干涉来推动居民幸福感”。

然而经济学家保罗•道兰提醒说,目前研究得出的理论还具有不确定性,不能直接当成政策推广使用。他在媒体采访中说:“如果研究表明结过婚的人具有更高的幸福感,是不是政府该提倡人们早点结婚呢?”道兰德下一个任务是在寻找出一个能衡量(SWB)个人幸福程度的标准,很多人提出怀疑:“提高公民的幸福感是政府应该干涉的事还是只属于个人的私事?”他的回答是:“资本主义能使经济保持发展,社会自由,而幸福与否不属于它的职责。”

华盛顿凯托研究所的一名政策分析师威尔金森也认为应该让民众自己来选择他们的生活状态。他说,很多研究过于理想化而对市场是不利的,而且研究结果都在夸大其词,甚至扭曲了真实的数据,有人居然说经济增长会使人的幸福程度下降,这种说法是很愚蠢的。但是,经济学家们能更多的关注到人们的言论和思想,而不只是研究人们的行为,这还是一件好事。他们的只是理解得过于简单化了,现在这个领域正处于一个转变的时期。但他们现在至少都渐渐清楚了幸福感是由何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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