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为保护自己而整人
来源: 成铁妹
我有一位朋友,他是如何当上右派的,至今记忆犹新。他出身于劳动人民,自以为出身优越就口无遮拦。在一次反右派动员会上,我和他还有一人紧挨着坐着。当台上领导说到某人士公然说‘党和人民有一条鸿沟’时,他低低的和我和那位同事说:‘还有电网呢’。还有些话,记不清了,但总有个前因后果吧。第二天宣布右派名单居然有他。我还纳闷和他说:你怎么一夜就变成右派了呢。他只是笑了笑。之后,那位我们三人中的某人和我说:你知道刘介梅吗,他就是刘介梅(据说,刘介梅本是贫下中农,后来忘了本,变成了资产阶级,后又改正回来,叫做忘本回头)。听后,我才恍然大悟,敢情是他干了缺德的事。揭发了人家。这就是说话太随便的恶果。
我的这位同事,二十余年,干过工人、农民,后来年龄大了,娶了一位农民妻子,两个孩子也没有什么学历,但都懂得上进,有稳定的工作。只可惜,这位同事回来时,已五十余岁,业务生疏,只能干些杂事。所以他耿耿于怀,说起来就一泻千里,一发不可收拾。像祥林嫂一样,心灵受了伤害,无时无刻都在絮叨她的儿子‘阿毛’,还需别人婉言制止。
曾记得,这位同事平反回来,在单位院子里见到我握手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幸运的,几十年,没有当上这个,也没有戴上那个,还有一个完整的家。我听了语塞、难言,不知如何回应。忙岔开话题,连忙问他:目前燃眉之急的问题是什么。未等他说,掏出一些钱,倾其所有塞给他,他欣然接受。至此,我们又恢复了过去的友谊。直至我去年回去,生病住院,跑前跑后办手续,都由他帮忙或代办。见我爬楼有困难,由他老婆出面,一定要我搬到他家有电梯的房间去住,并表示要包办我的伙食。我非常感激他在我困难时,伸出援助之手,觉得真够朋友。
后来,我回忆那位揭发人,无论那次运动,他喊的最凶,以此作为保护色,保护他从未受到过冲击,究其根原,他的家庭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所以说他形左而实右,一点都不过份。大家从农村回到机关时,不少人都说:只要他回来,我就不回来。说明其人员素质之差。文革结束,基于政策原因,他也回到单位,仍不接受教训,遇事仍在积极往前钻,但命运不好,没多久,患病早逝了。
还有一位同事是在‘肃反’运动中,听动员大会,他没有分寸的和周围人说:这么多人,黑压压一片坐在这里开会,如有不怀好意的人,扔个炸弹那就完了。其实,这人也有一种显示自己知道多的毛病,凡事好发表看法,结果被人揭发,掐头去尾,就只剩下‘此时有人丢个炸弹,会把全场人炸死’这一句了。听汇报的人,立即拍板上报,定为反革命,抓了起来,结果他真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后来,法院判不予起诉。但也丢了工作,干过泥瓦匠,也像同事们乞讨过。等平反回来时,已将近六十岁,虽还给了个职务,但不久也就解甲归田了。
记得他闹平反的时候,在东华门大街碰到我买东西遂跟我到家,一定要我修改他的平反材料,因篇幅太长,不好插手婉拒了。正值赶上吃饭时间,煮了一大碗挂面,卧了两个鸡蛋,解决了他的中饭问题。有一年我回去,他还从很远的郊区来看我,在饭馆里我们聊的很尽兴。看来,他是把我当知己对待的。
通过这些事情,以及后来文革的教训,人们仿佛在自己心中形成一种不成章法的谈话方式,三人在场,说话特别谨慎,因为可以找到证据,两人则可以敞开一些,一对一的事,很难说明什么,弄不好,脏水反倒泼到揭发人身上,那不成了画虎不成反类犬了吗。这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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