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将让5千万已经魂不守舍的官员坐立不安 5-26
China’s high-tech dystopia teeters on 50 million frustrated bureaucrats
来源: 大中报 泊然
《环球邮报》不久前发表的一篇由国际事务专栏作家Doug Saunders撰写的观点文章称,在许多年前,你未能及时偿付账单,拖欠一小笔贷款,或是在店铺行窃或未有垃圾分类被抓住可能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是现在,即便你最终偿清债务缴纳罚款,你的名字仍会被列入已经有数千万人的国家失信黑名单。而这意味着你不能再购买飞机票或高铁车票,不会再晋升到管理层,也无法入住高档公寓。
一旦你被盯上就无处可逃,因为有越来越多带着虚拟现实眼罩的警员在运作这个国家数据库,当他们瞥见你时,面部识别软件会立即辨认出你是不是国家黑名单里的人。只要上了这个黑名单,你就成了二等公民,并且为数千万政府官员所知。
这就是部分中国民众目前所处的真实情况,随着高科技日益普及,中国政府开始充分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和全世界最大的专制官僚机构——拥有5000万政府官员的中国官僚机构,中国民众的生活正在发生快速改变。
中国庞大的官僚机构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方式和其自己所描述的行为方式截然不同。
在媒体于上周报道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今年3月宣布计划扩展中国已实施十年之久、通过信用度和诚实度对个人进行评估的“社会信用”体系,将国家失信个人或组织的黑名单和法庭记录、婚姻登记信息、收入以及社会援助信息挂钩,以敦促不诚信的人履行法律文书后,许多英文读者才获知中国有国家失信黑名单。
实际上,中国的社会信用系统一开始是为了将信用卡和房贷等消费金融活动引入这个共产主义国家,来为本国中产阶级发展壮大铺路。中国的社会信用系统和西方的信用评级系统相似,但却更具专制色彩。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扩展社会信用体系旨在帮助中国民众摆脱终身黑名单,中国官员曾吹嘘至今已有220万“违规者在信息共享网络下与原告达成和解协议。”
但是,就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实施的许多官僚制改革一样,中国政府宣称改革这个信息共享网络不会干涉民众的自由生活,但实际上在实施过程中却是咄咄逼人并且带有控制性,一如当局惯用的手法。
中国在近期实施的社会信用体系改革以及其他一些改革使得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里的恶托邦,这也不由得让人想起英国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和赫胥黎(Aldous Huxley)笔下所描述的恶托邦世界:在那里人们不会接受自上而下的管制(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就是如此),而是会了解自己的评级并且必须依规行事,所有人都很快乐没有忧愁烦恼。
但实际上,这也是中国亟需实施的旨在让社会变得更加和谐和独立计划的一部分。最近,习近平花了一周时间巡视中国各地,并呼吁提高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中国的5000万政府官员虽然工资并不高,但在拿出成果时却会获得不菲的奖金和利润分成奖励。政治学家洪源远(Yuen Yuen Ang)称,中国政府官员获得这些奖励不仅仅是因为促进经济增长,还因为维护社会稳定、保护环境、提供公共服务、 增强党纪观念乃至提升民生幸福。
洪源远认为这种奖励机制是“带有民主色彩的专制”,但她同时也发现中国当局并没有将民主与专制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繁荣发展,官僚机构的需求不断增多,这种手段的局限性也开始日渐显现。
如果你在中国呆过一段时间,你就会知道这种奖励机制在恶托邦梦魇下根本不起作用,中国老百姓一直远离官僚机构,而不是与其紧密相连。
为了拿到奖励,中国的官员们主要依靠大量私下交易,弄虚作假和对违规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做法。学者李静君(Ching Kwan Lee)和章永红(Yong Hong Zhang)将此称之为“议价权威主义”(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政治学家许慧文 (Vivienne Shue)及其同事在对大量案例进行研究分析的 《中国治理:权力实践进化》(To Govern China: Evolving Practices of Power)文集中列举了中国官员谋取奖励的一连串手段,包括假装没有注意到,接受特意安排或非正式的政治会面、碰头和食宿,分享虚构信息和假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处于集权专制时代,一旦中国官员能够摆脱虚拟现实眼罩和不断收到指令的智能手机屏幕,应力点和裂痕立马就会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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