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奸是一笔权钱交易

作者:老愚

 

十七年来的社会演变,似乎印证了一个预言:我们正处于空前的性混乱,忠贞是忠贞者的墓志铭,放荡是放荡者的通行证。

自耶稣以降,时间转到公元2014年夏天,男性官员被中纪委下架之际,往往会伴随一项新指控:与他人通奸。

且不说三千年前,就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通奸仍被社会视为一件罪过,甚至足以令当事人身陷囹圄,身败名裂。通奸被非罪化,赞之者称这是尊重性自由,不以法律越俎代庖道德之事;毁之者则言,就此打开了潘多拉之盒,性魔鬼将肆虐神州。十七年来的社会演变,似乎印证了反对者的预言:我们正处于空前的性混乱,忠贞是忠贞者的墓志铭,放荡是放荡者的通行证。性与感情分离,欲望与婚姻并行,在解除了对配偶的忠贞束缚之后,人们进入了“我的身体我做主”的自由状态。

 

在道德感松驰的社会环境下,本应自愿产生的自然而然的两性关系,变成了直接的利益博弈游戏。

 

在我看来,废除通奸罪并非肇因,道德乃法律之基础,无道德的社会,法律注定形同虚设,无论法律条文何等繁杂严厉,都难以发生实际效用。

按照法律解释,通奸是指已婚人士与配偶以外异性发生性行为,其要点是: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无欺诈、胁迫之因素。在一个人性正常的社会里,取消通奸罪确实是一大进步,它保护了公民的性自由权利——法律从道德领域退出,舆论及道德约束即可维持两性关系的稳定,任何一个结婚男女,都会担负起应尽的婚姻责任,对配偶的忠诚本是应有之义务。

在中国,官员与异性的通奸,却属于一种特别的情形。貌似你情我愿,情至性起而同床共枕,实则是权力与色相互为诱因的合谋,双方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了什么,其中的交易动机可谓心照不宣。看似两人的私密行为,其实是权力与性赤裸裸的勾兑。

在道德感松驰的社会环境下,性关系变成了最纠结的一种关系。本应自愿产生的自然而然的两性关系,变成了直接的利益博弈游戏。双方在厮杀中苟合,情与性都降为配角,利益平衡,其他东西即尾随而至。官员是唯一的赢家,因为他付出的仅仅是权力成本而已,那是要由纳税人支付的。

官员对性的追逐和获取,几乎毫不费力。他们不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不需要展示雄性魅力,美丑、有无气质,这些不可或缺的性吸引元素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他们浑身散发着迷人的光彩——不受限制的权力,会让人产生绝对的自信与魔力。他们几乎是手到擒来,对权势者性邀请的拒绝,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他们所看中的性对象,也都是深谙此道的。

就欲望的满足而言,官员与他的通奸对象都是大赢家,他们是权力所有制社会财富分配模式的最大受惠者。

“通奸”一词免除了双方的道德负担,甚至会让人对通奸者产生“性情中人”的误判。所谓两情相悦两厢情愿,给权力与性的交换涂上了一层浪漫而人性的光泽。去除权力因素,将事实上无耻贪婪的交易,变为普通人的性爱自由,故而一些官员是最大的受益者。该罪名极大降低了其所应承担的道德谴责和法律责任。因为对官员来说,他无须动用胁迫,就能获得对方的投怀送抱。至于女人,这一方绝不是受害者:她们轻而易举获得了切切实实的好处,同时还享受着权力的庇护。通奸的指责相对其丰硕的收益而言,简直轻如鸿毛。

 

可以说,对官员层出不穷的性敲诈,正是对不平等性关系的报复。

 

那么,在这场通奸交易中,谁是输家呢?

首先是双方的配偶。问题在于,他们的配偶真的感受到了这种损害么?我看未必。官员的配偶不可能不知道自己丈夫的情感和身体状况,他在外面有无女人,她应该是一清二楚的。有人把官员的性伙伴归纳为几类:下属,艺人,主持人,大学生,宾馆服务员等等。不妨分而言之:下属的配偶一定是顺从的,戴绿帽子固然不舒服,但他知晓妻子有了靠山,那么多好处击倒了他,补偿的方式也摆在那儿:他可以有自己的性自由。因妻子的出轨,他也顺便获得了空前的性自由,或许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之叹。艺人、主持人无非是代价不同罢了,需要提防的倒是大学生和服务员,因为她们容易滋生不切实际的妄想,企图登堂入室,破坏官员超稳定的家庭现状。

通奸的后果,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当官员满足不了女方的利益需求之时,你情我愿就变成了诱奸、欺骗,甚至演变成床上反贪的闹剧。要想通奸顺畅,官员须在上升通道中运行,并有足够彪悍的主宰能力。

通奸很自然地就变成部分女性获利的手段。不论是高官阶层的公共情人李薇,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卿的红颜知己常艳,还是陕西省委党校原副校长秦国刚的情妇,她们都是可耻的套利者。“我们这么美好的,怎么能走到今天这一步?”被逼撕破脸皮后,秦国刚曾这样问自己的情妇。他不明白,在时间的推移中,双方的需求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对男方而言,他需要一种安全的关系,不需花费太多的精力,也不会让他身败名裂,他为此愿意付出力所能及的精力和财力;而对女方来说,潜伏在两情相悦之下的欲望之芽不由自主地绽放了,她本能地要求固化这种灰色关系,进而登堂入室,成为名副其实的女主人,这也是她们利益最大化的必然路径。或许可以说,对官员层出不穷的性敲诈,正是对不平等性关系的报复。

 

官员通奸的泛滥,极可能会在中国社会树立可怕的示范。

 

原广西来宾市烟草局局长韩峰与原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可谓通奸的两个极端。前者玩弄下属于股掌之间,“还有一个莫瑶待玩”的自在与游刃有余,呈现的是性主宰者彪悍的气息,对他来说,脱离法律和道德约束的性的猎艳,就是人生最大的成就。“通奸”对他来说,无异于一种嘉奖。他津津乐道于这场性游戏,将受贿和性交作为日记内容,这是何其逍遥的境界啊。权、钱、性集于一身,那是他人生中最酣畅的高峰体验,也是其做官自我价值实现的颠覆状态。满口马列的书呆子衣俊卿则处于被虐的地步,他以为靠自身魅力获得了艳遇,其实却踏进了致命的陷阱。前者不投入感情,也不受制于感情,潇洒无羁,后者动情而入套。一正一反两个极端案例警示通奸官员:躺在你胯下的女性,仅仅是在和权力的载体媾和,乌纱帽就是你的通行证,你无须动情。

归根结底,在这样变态的两性关系中,其实是没有赢家的。

一系列官员通奸丑闻表明,一部分人,权势阶层(包括演艺圈),已经取得了逾越道德和法律的特权,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交配的权利。他们视婚姻、家庭、尊严、人格等如敝履,他们蔑视一切人类的基本价值和伦理,并因此获得了绝对自由,获得了正直劳动所难以企及的收益。一些官员的糜烂,甚至可能导致整个社会道德的沦丧。通奸,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放纵,更是精神上的堕落。

官员在贪污之外,数目不等的性伴侣成为标配。

从玩弄到通奸,官员跟另一方处于平等位置,这就是合谋时代的特征。道德上他们本来就乏愧疚之心,从此更不会有负罪感,因为是被需要。被通奸的一方,也丧失了弱者身份,不能以受害者的面目获取额外的同情。官方用词的改变,深意在此。

通奸的流行与泛滥,在当今中国社会树立了非常可怕的示范:一个人要明白自己的哪些东西是可以交换的,有权力而不使用便是愚蠢;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他能从交换中获得多少好处。官员使用权力猎取财富和肉体,是一种值得炫耀的本事;女性运用肉体和感情从官员那儿获取利益,也是这个社会的成功者。通奸,真的是一桩“好生意”。

 

 

来源: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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